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习专辑（四）
目录
1、改革开放30年，创造的“第一”
2、从流行词语看改革开放30年
3、30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
4、改革还有两大关
5、谈21世纪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回顾
6、中国当代的改革为什么会成功
7、“解放思想”的本身也需要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30年，创造的“第一”
◆最早实行大包干的村庄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发端。
◆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
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了我国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中国加入WTO后，银行业的开放步伐加快。到2006年9月底，已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营业性机构。
◆ 最早建立的中外合资公司
1980年4月，香港伍淑清女士投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领到了中外合资企业0001号批准书。
◆ 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两年后的1982年10月，我国又首次成功进行了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飞行试验。1984年4月初，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我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这一试验通信卫星成功定点赤道上空后进行了通信、广播、电视传输试验。
◆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近30年，深圳特区从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据深圳市统计局2008年1月公布的数据，深圳2007年人均GDP达10628美元，成为我国内地目前首个人均GDP过万美元的城市。
◆首位个体工商户
1980年，温州的章华妹领取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合法的个体户。到2006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已达2500多万户。
◆首次发行国库券
根据1981年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该年度财政部在全国发行了总金额40亿元的国库券，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实际认购46亿多元。
◆首次大规模放开小商品价格
1982年9月16日，国务院决定将160种小商品的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
◆第一台每秒运算上亿次的巨型计算机
1983年12月，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亿次以上的“银河”巨型计算机，由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研制成功，它填补了国内巨型计算机的空白。
◆最早成立的股份制企业
1984年7月，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公司 ── 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只股票
1984年11月，发行1万股、每股50元、总股本50万元的实物股票飞乐音响诞生（通称“小飞乐”）。
◆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国有企业
1986年8月宣告破产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
◆乡镇企业产值首超农业产值
1987年，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即乡镇企业）总产值超过4500亿元，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一历史性变化标志我国农村经济开始进入农、工、商、建、运、服务等产业综合发展新时期。到1994年时，国家财政收入中每4元就有1元来自乡镇企业。
◆土地拍卖“第一槌”
1987年12月，中国首次土地公开拍卖在深圳进行，拍卖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使用期限为50年的土地。
◆第一个高新科技园区
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宣告在中关村诞生我国首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其前身是上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截至2007年底，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已达2万家。
◆最早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
1988年10月底，上海─嘉定18.5 公里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实现了我国大陆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零的突破。至2007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5万多公里。
◆第一座高能加速器
1988年10月中旬，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这是我国高科技领域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的又一个重大突破性成就。
◆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1990年4月，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派遣了5名军事观察员，这是我军首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到2008年4月，中国共参与了2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人员上万人次。
◆期货交易第一步
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中国期货交易从此起步。
◆首家证券交易所开业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同年12月初试营业的深圳证券交易所，1991年4月经批准成立并于同年7月3日正式开业。
◆第一座核电站
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这是我国大陆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核电站。它的建成实现了我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
◆中国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全球债券
1994年1月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发行的10亿美元全球债券。
◆首家民营企业家投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1996年1月，我国首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开业，该行募集的股本金中80%以上来源于民营企业。2005年10月，该行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成为国内首家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商业银行。
◆首次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1996年12月1日，我国首次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税收收入首破万亿元
1999年，我国全年税收收入达10312亿元，历史性地突破万亿元大关。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仅有26亿元税收收入。1979年至1998年的20年间，全国税收总额为63080亿元。
◆首家外资参股的城市商业银行
1999年9月，世界银行集团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参股上海银行的申请获批，上海银行就此成为内地第一家外资参股的城市商业银行。
◆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超1000美元
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超1000美元，达1100美元。2006年又超2000美元，达2010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的位次，由2002年的第132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29位。
◆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2003年10月15日~16日，长征2号Ｆ运载火箭托举着神舟5号飞船升空，将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完成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中国由此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能力的国家。
◆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1994年12月开工、2003年6月1日零时正式下闸蓄水的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其突破了世界水利工程建设多项纪录。如，水电站总装机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846.8亿千瓦小时， 是世界最大的电站；泄洪闸最大泄洪能力10.25万立方米每秒，是世界泄洪能力最大的泄洪闸；水库动态移民最终可达110多万人，是世界水库移民最多的建设工程。
◆吸收外商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2003年～2005年，我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1865亿美元，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收FDI最多的国家。
◆财政收入首破2万亿
我国国家财政收入2003年首次突破2万亿， 达21691亿元。到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已超过5万亿元。1978年，我国国家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
◆首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红头文件”
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发布，这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首部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红头文件”。到2006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49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50%多。
◆首家赴港上市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2005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成为4大国有银行中首家赴港上市的银行。内地首家A股与H股同步发行、同步定价、同步上市的企业，则是此后于2006年10月在内地和香港同时上市的中国工商银行。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首破14万亿元
截至2005年12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4万亿元，达141051亿元。这是在这一年内，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连续跨越的第三个万亿元大关，当年1月突破12万亿元，5月突破13万亿元。1978年末时，该数字为约210亿元。
◆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2006年2月底，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达8537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到当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10663亿美元。统计显示，我国外汇储备1978年为15.57亿美元。
◆世界海拔最高、最长的高原铁路
2006年7月1日，世界海拔最高、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正式建成通车。其中，全长1686米的昆仑山隧道，是世界最长的高原冻土隧道；海拔5068米的唐古拉山车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
◆上海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第一
十六大以来的2002年至2006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位居第一的是上海，5年依次为6224元、6654元、7066元、8248元、9139元。居第二、第三位的是北京、浙江。
◆第一家村镇银行和外资农村金融机构
2007年3月1日挂牌开业的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是我国首家村镇银行。同年12月在湖北随州开业的汇丰村镇银行，是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外资农村金融机构。
◆首次月球探测工程
2007年10月，我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成功，它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世界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行列。
◆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2008年5月1日，杭州湾跨海大桥全线试运营通车。大桥北起浙江嘉兴市海盐县，南至宁波慈溪市，全长36公里，是目前世界上已建和在建的最长跨海大桥。
从流行词语看改革开放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一句句流行词语，我们感受着30年的变迁和进程。
第一阶段：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体现了一个“破”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是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来的。随着这一观念的确立，中国人民得到两种最为宝贵的财富：一是务实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二是解放思想，敢于打破各种不利于改革的禁锢。
［平反］命运被扭曲的人们终于得到一个说法，国家、民族遭受的苦难终于被遏止。平反，这个沉甸甸的令人悲喜交集的词，拉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幕。
［包产到户］18双长满老茧的大手举起了挑战人民公社僵化体制的大旗，黎明的曙光让八亿农民看到了希望。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又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万元户］是指在“先富起来”的政策下最先受益的一部分人。尽管时下万元户已不复荣耀，但在人们记忆中，其含金量仍不可小视——在谨慎的年代，它使我们第一次启动了致富的理念。
［一包就灵］打破了僵化的国有企业体制，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体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变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成为激发企业活力的动力。
［端掉“铁饭碗”，打破“大锅饭”］企业内部改革的核心，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多干多拿、少干少拿、不干不拿的差别观念和公正观念在人们思想中开始形成。
［中国特色］党的十二大为我们调制出的一种混合色。任尔赤橙黄绿青蓝紫，咬定“中国”不放松。从此这一特色备受青睐，被广泛应用在多种新生事物上。
第二阶段：第二次思想解放，体现了一个“闯”字。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不争论”，重实践的最通俗解读。这句话让老百姓失去了“条条框框”，但过河的信心却树立起来。
［敢闯］改革的代名词。学习外地改革开放经验的第一要素。发展滞后地区的最大遗憾是不敢闯。
［下海］当大多数人还在计划经济的温室里观望时，最先从国有单位辞职从事商业活动的“下海”者确实有一番“弄潮儿”之雄风。当今天的人们都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海”与“岸”难以区别，又有什么区别的必要呢？
［一国两制］总设计师的大笔一挥，便在辉煌的共和国大厦旁建起了一座西式小楼。“小家”也学会了“大家”的治国之道：一人在机关图个稳定，一人下海大赚钞票。多样化已不再是国家和家庭构成的禁锢。
［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登台作了平稳铺垫。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看得见的“商品”确实比摸不着的“市场”更易接受，但市场的作用已悄悄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盖棺定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老百姓忽然眼前一亮：原来如此。
［“三个有利于”］观察事物要有标准，有了标准就能识别对错。“三个有利于”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金石，使人们的方向感大大增强。
第三阶段：从改革体制入手，体现了一个“创”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定，使中国的改革站到了历史的前台，完成了几次“惊险的一跳”。
［股份制］它不仅改变了所有制结构，而且也使不少人成为投资者、拥有者。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意识到，市场经济不仅有回报，还会有风险，因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炒股者渐渐明白：没有相关的投资技巧，没准儿把自己炒掉。
［下岗］有人说下岗是结束，有人说下岗是开始，也有人说是被老板炒了，还有人说是炒了老板，全在你怎么看。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下岗是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事。
［再就业］下岗工人多了，再就业变成了举国关注的重要工程。需要提醒的是，再就业不仅仅是下岗职工的迫切需要，更对社会所有成员的能力、勇气和信心提出新要求。
［农民工］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有工作无岗位，人在城市家在农村。他们的诉求应该得到重视，他们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因为社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他们。
［民工潮］成千上万敢于离开祖祖辈辈耕耘的土地，向命运挑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浪打浪般地涌向各个城市，渐成民工潮，春运便成了上上下下关注的大事，城乡的壁垒开始松动。
［发展是硬道理］对于致富的渴望，对于改变落后面貌的期待，快速发展成为最硬的道理。但是硬发展就会没道理。协调发展、持续发展开始提上人们的议程。
第四阶段：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体现了一个“民”字。
［奥运］是一个变成现实的梦。她是一个台阶，可以提升我们所有落后的东西：环境、国民心态、公民素质、文化水平……我们会发现，原来人民可以更文明、更有素质地生活和面对世界。
［希望工程］希望工程在改变贫困地区180万失学儿童命运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发现了自己的良心和正义，而这正是社会的希望所在。由于它的巨大影响，“工程”一词开始流行，出现了“再就业工程”、“小康工程”、“民生工程”等。
［以人为本］从改革到发展，从经济到社会，从立法到执法，都要坚持以人为本，这标志着执政理念的重大改变。人们对人权虽然没有那么多的关注，但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和应该享受的权利。
［和谐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追求的是经济公平，认为这是基础；社会主义社会追求的是社会公平，认为这是目标。和谐社会是什么？是理解？是包容？是公平正义？人们正在慢慢地体会它的内涵。
［关注民生］民生就是人民的生计，所谓民生就是让老百姓有活干，有学上，有饭吃，有房住，病有医，老有养。
［科学发展观］在发展上，我们不能以长远的悲剧代价换取短期的利益。与人类整体发展历史相比，这种追逐短期利益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增长是贫富问题，而生态环境则是生死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
30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
一个社会的变革，总是来自于生存面临的危机，需要通过改革和开放，走出发展的困境。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重新回顾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们在经济、技术、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和境地，评价建国后三十年经济建设方面的功与过，才有可能在30年后的今天理解当时必须改革开放的真正原因。
1949年建国以后，从经济体制上看，对资源、产品和劳动力，甚至许多消费资料，我们采取了计划分配的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农村，在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之间，调动资源和分配利益的层次多次上下调整，留去自留地也多次变动。从对外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等方面看，我们采取了关门发展的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财产，甚至消费资料的制度上，我们实行，或者力图实行高度公有的体制；资源配置方式上，我们试图以国家大一统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对外经济战略上，我们走了一条进口替代和自我封闭循环的道路。这样的体制和道路使我们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功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评价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应当以一些国际上已经研究成熟，并且为统计和经济学界通用的一系列指标，综合地进行衡量。
首先，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由于“左”的思潮干扰经济建设，使我们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上不断后移，而且与许多国家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不论现在学术界怎样批判发展的唯GDP论，但是，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核心的指标，它代表着一国发展的生产力水平，而且是一个国家一切社会、政治、文化、国防等等事业的物质和财富基础，没有GDP持续和有效的增长，其他方面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看，195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例为5.2%，1978年下降为5.0%。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从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当年全国有139万个生产队（占总数的29.5％），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当年，失业的城镇青年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居民食品消费占总其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城乡分别高达56.66%和67.71%。1980年时，城乡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主要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每百户的拥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也仅为1.6%；家庭电话非常少，即使按当时的公用电话计算，每百户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机还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居住方面，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农村居民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仅为8.1平方米。据世界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麦迪森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
再次，建国后的30年，除了军事工业技术某些方面有一些进展外，其他各方面的自主的科学技术进步步伐缓慢，与世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
导致我国建国以来科学技术进步缓慢的主要原因是：1、正规的知识教育受到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等高等教育搞革命，中高等教育的考试被废除，一般的知识课程设置被打乱，中高等基础和专业知识被大量删减和简单化，耽误了一代人知识的教育的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匮乏。2、科技人员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并受到歧视。知识分子排为臭老九，有专业知识的人往往被指责走白专道路；许多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压制；特别是1966年后大规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荒芜了一代人的学业，耽误了一代人的事业。3、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学习国外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学习国外前沿的科学知识，包括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很容易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因为要通过外语才能看到国外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献，当时的环境中会当成里通外国，被认为是敌特分子。实事求是地讲，建国后的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科学技术进步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不堪回首的。
因此，建国后三十年的科学技术进步，有这样一些特点：1、国防先行，民用落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在原子弹、氢弹和发射卫星等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对于奠定我们当时的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民用制造业、农业等领域，新技术新工艺的进展很慢，特别是东北一些老工业基地，有些工厂使用的还是日伪时留下的技术十分落后的机器设备。2、研究立项可能不少，能产业化应用的不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对科技人员发明创造没有激励政策，院所和大学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脱节，一些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不能应用于实际，不能大规模产业化，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3、虽然对外交流方面比较封闭，但还是进行了三次技术设备的引进，对我国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次技术设备引进是1952—1959年。我们从愿意为新中国提供帮助的原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集中在冶金、动力、石油化工、矿山、机械、电子、汽车、拖拉机、飞机和军工等重工业部门。第二次技术引进是1963―1966年。这次引进是在我国与原苏联关系非常紧张，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国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主要引进补缺门的关键性生产技术，引进规模小，但影响大，引进重点开始由重工业转向解决“吃、穿、用”的工业项目上，而且引进了一些中小型项目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第三次技术设备引进是1973―1977年，这次引进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其背景是建国二十多年来，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有从国外引进有关先进技术设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引进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技术设备引进的特点是：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的项目占首位；引进规模是前几次中最大的；所引进的技术装置，具有大机组、大系统、高速、高效、自动控制、热能综合利用程度高等特点。在20世纪国外新一轮的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化学合成、核能利用、激光、新材料、生物工程等科学技术步中，1978年时，除了较少的项目，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空白。虽然建国后，我们也有一些重大的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但是与世界科学技术在战后的突飞猛进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0世纪初的10%提升到了50―70%。而根据专家们的计算，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为8.24%，1965―1976年间更是仅为4.12%。因此，与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相比，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
第四，交通和工业体系的建设和规模，反映一国的综合实力。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我国工业体系中的重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轻工业、交通、城市等等的建设与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十分落后；即使重工业，在技术工艺方面，差距依然较大。交通通信体系落后于印度。
1980年时，建成通车铁路里程55321公里，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左右；公路通车里程88.8万公里，其中硬化路面公路里程为66.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人均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公尺和8公尺，铁路、公路、水运和管道等运输线路密度为1229公里/万平方公里。1980年印度铁路里程为6.13万公里，公路163万公里，人均铁路和人均公路里程0.9公尺和23公尺，分别是中国的近1倍和4倍，铁路、公路、水运和管道等运输线路密度为5715公里/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4.65倍。通讯方面，1980年中国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只有0.19部，印度则为0.43部，是中国的1倍多。
工业体系方面，建国后纵向比较，有长足的发展。整体上看，到198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4703亿元，比1949年增长46.3倍，工业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80年的45.8%；从1949年到1980年，主要工业品产量在世界的排位，钢由第26位上升到第5位，煤炭从第9位上升到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6位；化纤和电视机，1949年我国根本没有产量，1980年这两项在世界上的位次是第5位。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工业品产量在世界各国比较看水平还是很低。如1980年时，与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巴西人均钢铁产量121公斤，人均发电量1880度，印度人均煤炭产量为168公斤，墨西哥人均原油产量1369公斤；而中国人均钢铁产量为36.7公斤，发电量297度，煤炭66公斤，原油105公斤，仍然低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
20世纪50年代，通过第一次技术设备引进，我国的机械工业在短期内，就建设起了一批重型机械、矿山机械、发电设备、化工机械、炼油、采油设备，机床、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船舶以及轴承、风动工具、电器、电缆、绝缘材料等制造工厂；60年代，在第一次引进的基础上，填平补齐，引进了一批新的技术设备，使我国的制造水平进一步提高，制造出发展原子弹、导弹和新型飞机所需要的新材料、新仪器和新设备，经过70年代的引进建设，我国基本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如经过几次引进，我国建立起了石油化工、无线电、汽车、拖拉机、飞机、军工、化纤、电子计算机和彩色电视机等新兴工业部门。但是，从技术层次、装备状况、产业结构、生产规模，以及所处时段看，当时我国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与世界各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进程比较，实事求是地讲，总体上也只是在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建国后，如果党的中心工作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如果没有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科学技术的冲击，如果体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国民经济象东亚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像改革开放后每年以9.5%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时，按1950年不变价格,我国经济总量将会达到7367亿元人民币,比当年实际的3645亿要多出3722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将达到450美元左右，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发展程度就会排在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如果在1978年7367亿人民币的规模上，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以7.5%的速度再增长29年，2007年我国GDP总量,就会为401267亿元，人均GDP为30369元人民币,高于实际的人均18845元人民币。东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币值，在战后高速增长的几十年中，由于经济对外依存度上升、商品价格差别缩小，以及生产力水平提高，即使扣除亚洲金融风暴时各国的货币贬值因素，相对美元也普遍升值了100%到200%不等。我们取中值按照150%的升值率衡量，如果没有建国后左的思潮对经济发展的干扰，2007年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11000美元，在2000年时，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现在已经进入了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计算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建国后三十年中，工作中心选择方面的重大失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惋惜。
总之，建国后到1978年的30年中，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的强烈愿望，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但是，由于革命胜利后，党没有从一个工作中心为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工作中心为搞经济建设的执政党，对怎样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熟悉，榜样上学习了苏联模式，而且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了计划经济，生产资料所有上采取了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体制，对外关系上走了自我封闭的道路，发展上倾斜于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其结果是：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科技人员和企业没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技术进步缓慢，投资建设浪费较大，三次产业结构和二次产业内部结构失调，二元结构转型进程停滞，与整个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这样评价：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中，我们走了弯路，延误了时机，可以说，成绩为三，问题为七。
回首当年，如果没有三十年以来的发展道路的调整，没有三十年来对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体制的改革，如果不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及经验，我们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毫无疑问，仍然会处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行列。1978年时，要不要改革开放，关系到占世界1/5人口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还是贫困没落之大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什么在三十年前毅然决然地选择改革开放，将其坚持了三十年之久，并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作者：周天勇）
改革还有两大关
常宗虎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近30年。迄今为止，改革虽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全面推进的态势，但是主要还是在经济领域。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来看，改革还有两大难关需要度过。这就是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体制改革，主要是指适应中国社会形态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社会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社会的转变，通过调整、重组和创新，建立新的社会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破除单位制社会体制，逐步形成多种社会自组织形式共存的局面；第二步，按照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时，社会矛盾将会凸现甚至激化，因而导致政治动荡。在此时期，必须尽早建立足以化解因为社会问题引发的政治危机的新型社会体制；第三步，鼓励各种社会自组织充分、活跃、有序地发挥作用，形成以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参与性、开放性和法治化为基本原则的公民社会，适应公民社会要求，完善新的社会体制。目前，第一步已经实现，我们正处在第二个步骤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准确把握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作出的伟大决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除了应当积极着眼于防范社会危机以外，还应该给予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充分发挥作用以足够的重视。
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不少人会以西方政治制度作为参照。事实上，从理论上讲，西方政治制度不可能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统一模式；在实践上，它不仅不是尽善尽美的，而且有着十分明显的缺陷。比如，惨无人道的希特勒就是西方民主制度推选出来的；今天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局面，也是西方国家输出其民主制度的结果，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选举越来越成为富人们的角斗场。所以，那种认为中国应该照搬欧美政治制度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相当艰巨。至少在目前，这方面有两个十分敏感而且迫切的课题需要深入研究并在实践中加以突破：一是所有制与贫富分化的关系。公有制、私有制与贫富分化之间有没有关系？公有制是否就能保证共同富裕？私有制是否必然导致贫富悬殊？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理念。二是领导人的选拔机制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症结所在。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中国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
当然，所谓改革的两大难关，只是相对而言。一方面，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一旦经济发展出现严重波折，必将打乱改革进程，甚至葬送改革成果。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已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要在未来二三十年或更长时间内继续快速发展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一定的舆论氛围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必要保证。舆论自由，也是改革的目标之一。但是，我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深受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欢迎，因此，准确把握宣传领域的改革力度，保证一定的舆论氛围就显得十分必要。相反，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适当地搞舆论自由，只能使改革断送在政治狗仔队的口诛笔伐之中。在这方面，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伊始就推行所谓的“公开性”，最终不仅葬送了改革也葬送了苏联，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此外，改革中每出台一项政策都潜藏着风险，这些风险都有可能成为现实，并给改革带来沉重的打击。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每一个举措也是一道道难关。
警惕政策失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目的，就是正确判断、分析、解决我们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统筹兼顾，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避免大的冲突，使我国平稳、顺利地度过改革攻坚阶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条件，奠定基础，创造环境。根据这一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在出台政策尤其是事关民生的政策时，要特别认真，既积极又谨慎，来不得半点自私、半点虚伪、半点马虎、半点疏懒。
应该看到，各级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明显成绩，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的繁荣有序，社会的发展稳定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也应该看到，近些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大量法规、规章、政策、措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出台前科学论证不够。比如，医疗保险把保险对象限定在城镇职工，排除了其他城镇居民，使得医疗保险成了“富人俱乐部”。再比如，经济适用房政策开始时就不适当地把对象设计为占城镇居民80%的中上收入者，待到发现无法实施时，又采用不适当的补贴方法，结果直接造成了房价的高位运行和居高不下。二是出台前部门协调不够。比如，社会救助体系中的廉租房制度、教育救助、司法救助、医疗救助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最低工资制度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导致相关制度之间不够配套，目标人群受到的保障程度出现不应有的差异。再比如，自1997年以来，价格监督部门已经23次降低了1500多种药品的价格，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协调，结果每次降价却造成了市场驱逐降价药的情况，老百姓仍然得不到实惠。三是出台前上级部门审查把关不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随着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方向应该说是十分明确的，但是有些部门的改革举措却不能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甚至与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驰。比如，在以淡化等级身份为重要特征之一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的今天，某些高校却被升格为副部级；在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幌子下，某些地方的中小学在以接收捐赠为名，行择校费之实；电信部门则以各种所谓的套餐迷惑消费者，就是不愿意明明白白地降低资费；金融部门任由各大商业银行凭借其垄断地位乱定收费标准，坚持执行不合理的收费规定。这些政策的出台，虽然保护了某些部门某些行业的特殊利益，却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造成或加重了社会矛盾。此外，有的部门动辄喜欢搞全国统一，有的部门甚至乐于把部门工作变成全民事件，有的部门则面对成堆的问题和老百姓的呼声迟迟拿不出解决方案，任由问题蔓延。比如，高考已成为全民高考，现在连硕士生入学考试、面试、分数线也要搞全国统一，即使每次只涉及几十万人的公务员考试，从发布通知、报名、考试、确定分数线、面试到录取，都要通过媒体向全国发布。至于媒体上频频曝光的天价药费，似乎在证明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医院主管部门没有担负起应有的职责。
那么，对于这些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呢？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其严重性和危险性。
所谓严重性就是指这些政策本来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现在却出现了由于自身的偏差甚至错误导致制造社会矛盾的负效应大于解决社会矛盾的正效应的情况。这对于作为国家机器的政府来说，无异于自挖墙角。
所谓危险性，就是指政府的政策在引发和加重社会矛盾方面具有特殊的敏感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引发社会冲突甚至政治危机。这方面，拉美国家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危地马拉等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出现过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以阿根廷为例，1989年和2001年两次大危机都是因为政策失误引起的，并迅速发展成为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于一体的全面危机。其中，1989年的危机不仅引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哄抢商店等社会骚乱，而且导致激进党政府提前下台。2001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更是阿根廷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从金融恐慌发展到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和流血事件，进而引发政治危机，使阿根廷在十天之内三易总统。
由此可见，发现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并引起警觉并不难，难的是应对这些问题的政策不出现失误。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政策失误。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机制，既能保证尽可能地减少政策失误，又能保证急需的政策能够及时出台。一般说来，政策失误无非源于部门利益作祟、科学论证不够、相关协调不足、懒于行政。
从操作层面上讲，只要就若干重大的社会问题成立几个政策攻关小组，作为领导把关审查的智囊，就可以杜绝绝大部分政策失误的根源。当然，政策出台前也要做好解释和宣传工作，以使社会充分了解并理解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初衷，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和震荡。
八股文风之痛
只要对各级党政公文、领导讲话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一种八股之风正在蔓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种八股之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日益“规范化”。各种公文包括开闭幕词、主报告、总结讲话、参与性讲话、纪念性讲话、贺词等等，以及通知、批示、指示、答复等，各自在段落结构和语言用词上日益雷同，能真正打动人、感染人、让人们称颂和记住的讲话越来越少。二是结构上的日趋僵化。最典型的是各种工作会议的主报告。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到各级政府各种部门大小工作会议的主报告，几乎千篇一律——第一部分必是重要性、紧迫性，最后必是加强领导，中间则必是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各项工作。三是内容上的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由于各项工作总是牵涉到方方面面，所以各个部门都要提及，有关方面都要点到，而不管这些部门和方面与这项工作联系上的松紧疏密，最终结果必然是四平八稳。四是语言上的干涩枯燥，套话连篇。五是篇幅越来越长。由于人人都不能忽视，部门都要重视，方方面面必须提到，又要受制于形式、内容、结构、语言的要求，篇幅自然短不下来。
语言本是鲜活生动的，但各种公文总是令人难以卒读。我们党早年公文中那些灵动的语言，比如《毛泽东选集》中“应该向他刮脸皮”、“嘴尖皮厚腹中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人民服务”之类鲜活平实的语言，在今天的讲话稿中越来越少了。套话方面，最典型的是把“三个代表”当成“万金油”。
自党中央号召“掀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以来，我们的记者在采访所有的政府官员、报道政府工作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内容，言必称“三个代表”；我们的政府官员、公务员在接受采访时，在镜头前发言时，无论是什么具体的工作，也是言必称“三个代表”。我认为，这是对“三个代表”的学习与实践宣传的一种庸俗化。民政干部帮助失业工人找工作，是因为“三个代表”；警察破案，是因为“三个代表”；党政领导干部下基层考察，是因为“三个代表”；抗洪救灾，是因为“三个代表”；军队训练，是因为“三个代表”；公务员为群众办事，是因为“三个代表”；医生为病人治疗，是因为“三个代表”，等等。要知道，这些领导也好，公务员也好，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这些内容呀，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是他们在拿了公民纳税得来的工资，应该完成的工作。在“三个代表”提出以前，这些领导、公务员、医生就没有干好他们的本职工作？这样的一种风气，实际上是对“三个代表”的轻视和贬低。在此，“三个代表”成了免检标签，似乎只要标签一贴，就保证没有政治方向的问题了。
八股文风坏事害人，毒化政风，贻害无穷。工作与工作不同，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千差万别，但是在八股风气的约束下，需要回答的问题被固化、被删简，使得真正有特色甚至瓶颈性的问题被忽略，也使工作的推进成为纸上谈兵，从而影响到整个事业的发展。具体到各地，不论工作本质的差异和表现不同，单就落实来说，也不是一两篇八股式的公文所可以解决的。八股文风的危害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地，更重要的是它会导致公务人员产生疏于思考、得过且过的恶习。如果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各个机关里都有一些人身居高位却尸位素餐。这些人深知机关里的办事“规矩”，十分重视办公程序的正确与否，却对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感兴趣。由于这些人因为用人机制的原因往往能够爬上高位，从而引起一些人的效仿，败坏了政风。当然，政风的破坏不只是八股之风的“功劳”，但它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八股文风的根源是官场与生俱来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官场中各种恶习的集结，其中最核心的是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是官员们的角色、身份、地位、行为严重错位的产物。按理说，讲究形式是行政过程中必须遵守的一个原则——很难设想，在以科层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中不讲究身份地位和级别规格会是什么样子。问题是，如果过分过度地滥用这种形式，并使之蔓延到为老百姓办事的环节和研究问题力图决策的环节，就必然形成形式主义和懒于行政。八股文风正是形式主义和懒惰行为在公文形成环节滥用的结果。
消除八股文风是一件十分困难或者说基本上不大可能的事情，原因是产生它的官僚主义不可能被彻底清除。所以，针对八股之风，所能采取的措施十分有限。除了加强教育、注意用人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提倡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撰写自己的讲话，尤其要讲真话、实话。
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给我们起了示范作用。温总理说:“我没有稿子，……今天我是来跟大家谈心的。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用心写文章。”他要求文学艺术家要用心创作，用心演出。
他谈到自己的体会——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到，你晚上经常读什么书？掩卷以后，什么事情让你难以入睡？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困难。我说：你实际上是在问我，经常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我引用下面的六段诗章，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引用的第一例是左宗棠23岁时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第二例是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第三例是郑板桥的《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第四例是宋朝张载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五例是艾青1938年写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第六例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话，后来作为他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谈话充满真情实感，体现务实精神。全体干部如果都能用文化充实自己，用心去写报告，写讲话稿，会更接近百姓，有利于在机关中克服形式主义。
来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网
谈21世纪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
—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回顾
方之光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探讨这30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当前的改革开放实际是1840年后种种被迫开放变革的继续。因为170年来，中国的种种变革和开放，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为了应对全球化大环境而作出的一种发展道路的选择。在《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一文中，朱厚泽同志在论述近现代中国转型既漫长又艰难时指出：“当中国面临选择时机时，资本主义却暴露出它全部缺陷与罪恶；而当资本主义克服危机取得发展时，中国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机遇。”我很同意他的前半句话。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既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又要避免沦为它们附庸的两难处境。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准社会主义，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为了解决既要学习资本主义各国先进的长处、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弊病的探索。“对于东方无产阶级来说，它既要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祸害，选择社会主义是理所当然的。”正如陈旭麓教授所说：“从戊戌变法仿效日俄，辛亥革命仿效法美，到五四运动后仿效苏俄，都表现出了这个时期每个先进中国人的选择。”可见，中国走十月革命的路，选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正确的。因此，以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来否定先进中国人对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显然是违背历史的不正确的看法。
上世纪中期起，随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历兴盛之后最终走向衰亡，资本主义各国和地区都在吸收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等合理因素，从而克服自身危机获得迅猛发展（其中特别是美、日、德等国，以及亚洲“四小龙”）。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越南、古巴等国，正出现着种种社会问题。
面对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趋于低潮时期，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时代新课题。去年第二期《炎黄春秋》刊登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新看法，引起了学界的一场大讨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从学理上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完全可以通过自由讨论来解决。这场大讨论，再一次显示中国又面临着在21世纪选择何种发展路径和道路。
要正确回答这个时代的课题，有必要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进行回顾和反思，其中特别涉及到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模式演变路径的轨迹。
20世纪世界历史证明：还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工人阶级在议会中争得多数，和平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自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获得成功的，举凡苏联、中国、越南、古巴莫不如此。这就再一次证明马克思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是正确的。最近有人片面依据恩格斯在1895年写的《马克思<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的一句话，说他晚年已放弃武装夺权的革命理论；甚至有人撰文把恩格斯称为“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恩格斯这篇《导言》中确实有德国工人通过议会争取多数“和平”过渡到新社会的设想，但同时他也没有放弃武装夺权的理论。恩格斯当时就对有人歪曲篡改他写的导言精神，把他描绘成“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捍卫者，感到非常愤慨。他写信给《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1895年4月3日，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时谈到《前进报》篡改《导言》的这种不光彩的做法后说：李卜克内西“从我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了。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不适用了”。可见，恩格斯不是什么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和平步入社会主义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革命的权利”，与马克思一样是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伯恩斯坦等“力图以虚伪地引用恩格斯的话来掩盖自己的背弃和对革命原则的攻击”的行径是徒劳的。
20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正如已故著名史学家胡绳所说：“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历史，也不像从事社会主义研究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藤成所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幻灭的世纪”，“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合理因素胜利的世纪。”
十月革命后，苏联用了3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百多年完成的工业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改造成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正因为这样，苏联在二战中战胜了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又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无论在航天领域，还是在工业、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战后苏联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正如丘吉尔在斯大林去世时所说：“斯大林接收苏联的时候，苏联是一个扶着木犁的国家，在他告别人世时，苏联却成了世界一等强国。”可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经历了兴盛之后才衰亡的，并不是什么一无是处。
资本主义各国在一战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国，其他各国也获得了一定发展。1929～1933年，正当苏联崛起时，爆发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空前大危机。面临灭顶之灾的资本主义各国产生了三种解决危机的选择：德、意、日等国，打着“国家社会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旗号，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来解决危机，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瑞典等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在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途径缓和矛盾，以克服危机，这种选择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还有美国通过改良资本主义的途径来挽救危机。上世纪30年代初，目睹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和资本主义的悲剧，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有一名叫威尔逊的学者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英国学者帕克在《超级大国——美苏对比》一书中，也承认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使美国走出30年代危机时，借鉴了苏联的计划经济，“苏联的全面计划经济，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田纳西流域的发展，在设计和执行上就是那时苏联正在进行的事情的缩影”。可见美国是在吸收苏联社会主义合理因素中克服危机而发展的。二战后美国发了战争财，获得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原先固有的过度集权的体制和错误的政策，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早在1935年，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就指出：“苏联已经出现共产主义的特殊阶层和新贵族，……他们正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阶层，……他们把荣誉、财富、权力攫为己有。”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谈到：“苏联与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败变质，直接出卖民族利益。因此我们主张多种经济成份，把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放在优先地位；我们主张多元的政治制度，准备通过公开的、诚实的政治斗争证明自己的思想，我们主张公开性。”1986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涅尔斯在总结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原因时说：“一是经济缺乏竞争力，因此效率低下；二是政治缺乏民主，因此民众支持率不高。”事实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社会主义公正、平等的因素，没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营养，就没有今天西方社会的繁荣和稳定”。1965年，资本主义各国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以克服自身的困境，曾聚集在华盛顿开了一次全球性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大会，发表了《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的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现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相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各国，不仅拒绝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的“普世价值”，如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还采取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合理因素一味追求纯而又纯的左的路线和政策，丧失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导致了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20世纪的历史证明：极端的自由主义往往忽视社会公正，使社会动荡不安；极端的集权主义会扼杀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失去人民支持，导致崩溃。可见极端的“左”和右，都可能造成大灾难。
如果上述历史回顾和反思能够成立，那么中国21世纪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是像陆定一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于欧美‘自由市场原教旨’理论的第三条道路，来创建自己改革发展的模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指出：“新中国既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美国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列宁曾说，社会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加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加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再加加的总和。李宗仁回国后，主张今后采取“集权政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之长“殊途同归”的一种模式。2000年参加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首脑会议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要吸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克服纠正它们的不合理因素。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融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理因素的一条正确道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提出的原来的三个有利于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在去年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中，我认为有两种看法是不够全面和正确的：一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片面误解为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的是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另一种是否定30年来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主张回到已被实践证明失败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老路上去。
如果一种制度（一个社会）既没有资本主义所标榜的自由与宪政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宣示的公平和社会正义，那么，无论姓“资”姓“社”，它都是最坏的那一种。造成目前我国腐败屡禁不止、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和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是：把市场经济的负面东西和计划经济的坏东西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坏的‘权贵资本主义’。把集权政治与计划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坏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既要反对那种超越初级阶段走老路的观点和主张，又要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观点和主张，要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对立的局限，结论只能是：以追求公平、正义、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因素为主，融合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切合理因素在内的一种发展路径和道路，我认为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中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所在，也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作者方之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原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
中国当代的改革为什么会成功
徐学江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恰好也是戊戌变法110周年。这两次中国历史上靠得最近的重大改革的命运和结果迥然不同。总结中国历次改革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外国的经验教训，能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和推动，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变法，由于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保守顽固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仅仅进行103天就寿终正寝，光绪被软禁，康、梁逃往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刑场。
1978年开始，由邓小平倡导和推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年，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迄今为止，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壮阔、持久和深刻的改革运动，从总体上来看，进行顺利，成果巨大，影响深远，势头经久不衰。这场改革运动的成就，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和领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扬和高度评价。我们可以骄傲地、自信地宣告：中国当代的这场伟大改革已获得成功！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幸运。
凡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失败和遭清算，几乎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所有改革和改革者的共同命运。戊戌变法只不过是十几次大小变法惨剧中的一次、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
以封建社会三大著名的“变法”为例。封建社会初期，商鞅变法，在经济上废除奴隶制土地制度，实行“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抑制工商，统一度量衡；在军事上“励军功”，实行20等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政治上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这些伟大改革措施实行20多年，使偏于西北一隅的秦国逐渐强大，为日后秦国称霸和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一去世，过去因反对变法而遭商鞅“割鼻”处罚的公子虔立即纠集奴隶制旧势力对变法者实行无情报复，污蔑商鞅“谋反”，对其处以“车裂”。这是一个改革虽然取得功效，但改革者却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例子。
封建社会中期的王安石变法，是针对北宋建国后多年“积弊”和“积贫积弱”而进行的一次改革，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提出了包括青苗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以及改革科举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这些改革措施由于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从一开始就遭到保守势力的顽强抵制，一波三折，加上王安石不讲究策略、不善于处理与反对派的关系，导致统治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终于陷入“党争”泥淖，不能自拔。宋哲宗元佑8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宣布恢复“祖宗旧制”。闹腾了十几年的变法“枉劳无功”，宋朝积弊依旧，王安石也声名狼藉。变法失败后不久，王安石忧郁而死，他没有坐牢、杀头，已算是幸运的了。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次著名变法是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这是一项侧重于赋役制度的改革。将过去以粮食为主、货币为辅，按地、户、丁分别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的制度，改为按地、按人征收货币的制度，将过去纳税户轮流征收解运改为官府自行征收解运，从而简化了税制，增加了国库收入。张居正主政十年，国库储备粮可供五六年食用，农民负担减轻，北方边防得到了加强。但张居正暴病死后仅半年，反对派就开始发难，污蔑张居正“专权乱政”、“谋国不忠”，明神宗宣布废止一切新政，并对张家满门查抄，将张家的十多口人活活饿死，连80岁的老母也不能幸免，张居正差一点被开棺戮尸。尽管后来朝廷和社会对张居正在一定程度上给以恢复名誉，甚至称之为“救时宰相”，但那毕竟是变法失败多年后的事了。
“维新变法难成功，改革志士无善终”，这是中国人对中国封建社会变法史的总结。因此往往是“谈变法而色变”。变法维新成了讥讽、嘲弄甚至批判的话题。既然通过渐进、和缓的变革方式解决社会积弊的道路走不通，那就只能诉诸暴力和革命来实现王朝更替了。这是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之处。
与历史上那些惨遭失败的变法相比，中国当代的改革已经以中国迄今唯一成功的改革范例载入了历史。为什么过去的改革大都失败、改革者都没落得好下场，唯独当代的改革取得成功、改革者们能功德圆满呢？原因可以列出许多条，但我认为关键有两条。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任何旨在革除积弊，缓和矛盾，推动发展，富国强兵的变革，都有合理性和进步性。但谁来发动、领导和支持改革运动，却与改革的命运息息相关。
翻看中国封建社会的改革史，可以看出，历次变法、维新都是由宰相、大臣或社会志士名流提出、推动，得到最高统治者皇帝(或帝王)批准，改革者的权力来自皇帝。这种模式等于在改革者头上悬了一把剑，必然严重束缚改革者的手脚：改什么，怎么改，改革走多远，改革成果怎么评价，改革失误谁来承担责任，该受什么样的追究，都是皇帝说了算。另外，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会招来既得利益者和传统势力的阻挠和反抗，也就是说改革者难免要给自己树敌。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者总是处于势单力薄的不利境地，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和风险。得到皇帝支持，改革尚能推进，改革者的日子比较好过，一旦失去皇帝支持(皇帝或改变态度，或去世)，“人亡政息”，改革失败和改革派遭清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历次变法无一例外。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一开始就是由中国共产党亲自发动和全力推动的，始终处于党的坚强领导之下。邓小平是党的领袖，是改革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凭他的权力、威望和经验，确实对改革的发动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独特的作用。但改革不是靠他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也不是靠一群人的智慧和力量，而是靠全党的智慧和力量。一句话，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意志和行动。
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改革的举措和步骤，改革的方略和政策，改革的先后和轻重缓急，无一不是在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基础上，经过党的会议形成决议后，积极而又稳步推进的。党的坚强领导，既保证了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使改革少失误、少走弯路，而且使改革获得强大的抗御风险和排除干扰的保护，从而始终得以健康和顺利进行。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等老一代改革家离世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高举改革的旗帜，改革大业从未中断。这是历史上的其它改革所不具备的条件，也是当代改革与过去改革命运和结果迥然不同的最大奥秘。
二是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历次的封建社会的变法，都是在皇宫里由极少数人酝酿发动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和延长王朝的寿命，而不是为了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人民无权参与变革过程，无权分享变革成果，当然对变法和变法者的命运也无从关心。这些没有人民群众基础的变法，就像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经不起任何风暴袭击。
中国当代的改革，固然有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提高执政能力的考虑，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它领导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革除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社会长治久安。
判断改革是非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衡量改革成效的标准，主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一切改革举措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人民不是改革的旁观者，而是改革的主人，直接参与改革，共享改革成果。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普遍改善，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转变，现在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奋进。人民从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未来希望，因而衷心支持改革。
三是改革策略正确
在改革顺序上，先农村，后城市。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70%以上，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解决了，就稳住了大头；相对来说，农村情况较简单，改革容易推开，城市较复杂，改革需做大量准备工作；农村改革见效快，可以为城市改革提供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保障；农村改革成功能为整个改革积累经验，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
先侧重经济改革，同时不失时机地在某些政治领域进行改革。
搞活经济相对容易，只要政策适度放宽，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很快就能形成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和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产权改革和金融改革较复杂、较困难，就放在稍后进行。
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既是重大政治改革，又比较容易做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实现了。规定领导职务任期制，是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把政治改革引向深入。这些年来，围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国家政治领域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取得显著进步。
先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经济特区建设、国企改革、税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农村基层选举改革等，无不在试点基础上推开的。
循序渐进，或“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宝贵经验。
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国外舆论一直有很多议论，中国改革者注意听取各种声音，吸取某些善意的、有益的建议，但始终保持改革的独立性，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不为外面舆论所左右。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历程，仍方兴未艾，任重道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深懂得，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会平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会一帆风顺，但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意，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成效和功绩举国举世公认。任何否定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停顿或倒退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的。改革的目标必将全面实现，一个现代化的、繁荣昌盛的、民主文明的、稳定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必将屹立在世界东方。
“解放思想”的本身也需要思想解放
来源：光明网
解放思想，一呼百应。新形势下我们怎么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等等问题，再度形成热点。许多地方解放思想的行动和言论，引发了舆论的关注、热议和争论。对此，老百姓有三句话，觉得颇值理论。
“开明才显高明”
解放思想无止境，有道是“让心灵首先到达”，那就必须不断的打破框框束缚，畅所欲“想”。但是，有的地方在实际开展解放思想的活动中，往往存在着一个“议题前置”的现象。虽然这看似领导干部率先阐明自己的思想，亮出个人鲜明观点，以激发和引导当地干部群众大胆的“敢想”。其实，这些“开宗明义”的论述，都带有很强的“出题”性，接下去无非或暗示或明示干部群众，紧紧“围绕”这些议题“答题”。
先入为主的议题，无形之中却设立了一个框框。有的地方一上来便“九问”“十问”干部群众，确实也揭示出了当地所存在的一些矛盾问题的现象。但是，实质原因相当部分还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或体制机制上的因素，这么领导“问”群众，就是个设问。结果也是“自问自答”。有的说“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干”，言下之意当然是激励干部群众“敢想”“敢干”。但是，对于解放思想而言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除了法律之外，如果干部思想观念作风没有切实转变，相关政策等等没有改变，群众“想”都困难，不要说“干”了。而且从发展的角度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不少方面的率先做法，事实上也是与当时的某些法规有冲突的，只是通过实践，将法规不断完善，将做法合法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解放思想应该是“无疆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可能有“允许试”“允许失败”。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硬就硬在一切阻碍科学发展的东西，都必需破除——包括不切合时宜的法律政策条文。
也有的人早早就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次”解放思想，以及论断这个重点便是“还权于民”。解放思想是个流变过程，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从未停止，也没间隙，始终与实践交错与时俱进。何必一二三的划分？“重点”应当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解放思想岂能如此“设计”好的开展么？
解放思想的主体是干部群众，只有将干部群众的思想激活起来，群众自觉的“发问”了，才是抓住了根本。领导干部先入为主的“议题前置”，可能显示你的聪明，但不高明。我们确实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解放思想。但是切莫误将“统一思想”只当是“解放思想”了。只有领导干部的开明、政策的开明、作风的清明，从实际实践出发，别从“理论”“法律”“议题”出发，才有真正解放思想的高明。
“理论当方案，事情就难办”
笔者曾经两度参与相关部门组织的“县级党政班子政绩评价体系构建”的课题调研，有一个深切体会是，解放思想，文章易做，践行太难。现在不管有什么样“新”的观点说法，干部群众都比较容易接受，一经提出，八方响应。特别是领导干部，理论水平普遍较高，讲起“新思维”，那真是一套一套的。实际上，光从思想解放的程度上说，西部地区的领导干部，“敢想能说”并不逊色于东部发达地区。有些还是颇为超前的。围绕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文本性的理论观点、指标体系、实践做法等等，无所不及，而且不计其数。所以要做个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文章”，那真是太容易了，可以做得完美无缺、无懈可击。但是，大多中看中听不中用，不是难以操作，就是运用的结果颇不理想。还不如有些“土办法”来得管用。
解放思想的实质是要思想观念与实际实践相符合相一致。我们工作当中时有“土办法”更灵，这说明我们有的越“解放”，“思想”与“现实”反而愈加脱离。想法很好，办法不妙。事实上我们许多工作正是自觉不自觉的从“理论”出发了，把理论当方案，知道当知识。一项工作，拘泥于先拿出“成熟方案”（理论上的设计），然后刻板的进行“理论放样”。把“机械化”当成了标准化、科学化。
有些地方解放思想，虽然轰轰烈烈，但实效性、长效性不足，就是缺乏“因地制宜”的内生性。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是个宏观性的方向把握，并非口令、口诀式的行动指南。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走”出来的，而不是事先就规划好的一条路。如果从理论设计的角度，那就是很不“捷径”很不“科学”的路了。有的人看到今天的住房变化，开玩笑说早知这样，当初何必“产权”“使用权”弯来弯去的房改，何不“研究明白了”，一步到位更好。殊不知，实践的过程性、曲折性，正是其生命力、创造性的所在。
解放思想同样不可从理论上寻求“一步到位”，多样性、丰富性也是其活力、魅力所在。
“没有字样，更有力量”
针对解放思想，有的人说领导干部如果不一天到晚把“解放思想”挂在嘴上，所抓更具力量。也就是说不出现“解放思想”的字样，抓解放思想，获得的效果会更加。
这个“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或者说“此地无声胜有声”的解放思想，不无道理。说明了新形势下解放思想，贵在实践第一。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的教育了人们。现在干部群众对解放思想，思想解放，应该说普遍有一个较好的认识与共识。所以现在开展解放思想，并不在于“要不要”、“敢不敢”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怎么样”的突破。这也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实质要求。
解放思想的出发点、落脚点都应该是坚持实践第一。实践第一的要义就是要创新创业。“创新是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创新创业既是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也是解放思想的动力源。实践第一，不仅仅只是要求从实际出发，而且要将解放思想的所有内容，融入于实践。让实践说话。在“实事”当中“求是”。不是从实际需求生发出来的解放思想，只是个要求，往往“空对空”。而在一件件“实事”中，破除现实思想观念和政策措施等的束缚，便是实打实。“实事”落实了，办得更好更快了，就是个解放思想的“求是”。没有立足实践的创新，解放思想喊得再响，放得再开，或许仍然无所适从。在创新中创业，在创业中创新，这是最好的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我们改革发展的法宝，确实有必要防止将其教条化。解放思想也需要思想解放。（严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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