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期
（总第100期）
中共二七区委宣传部 2010年6月28日
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专辑（三）
目录
1、中医的起源与演进
2、中华名医
3、医学之最
4、中医典故
5、医林漫话
6、坎坷多艰、几次险遇取缔的中医文化的命运
中医的起源与演进
“中医”二字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经方》，其云：“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在这里中字念去声，中。“中医”这个名词真正出现得到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区别中西医给中国医学起名中医。这个时候的中医的名称是为和西医做一个对比。到了1936年，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正式法定了中医两个字。过去人们又叫中国医学为“汉医” “传统医”“国医”这些都是区别于西医而先后出现的。两千多年前，《汉书》里的那个中医概念，倒是体现了中国医学中的一个最高境界。
中医发源于中国黄河流域，很早就建立了学术体系。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
中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早在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末--前256年），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内经》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脏苦欲补泻"等学说，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
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本书载药365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黄帝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此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从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到隋唐五代（公元581--960年），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成熟。针灸专著有《针灸甲乙经》；《抱朴子》和《肘后方》是炼丹的代表著作；制药方面有《雷公炮炙论》；外科有《刘涓子鬼遗方》；《诸病源候论》是病因专著，《颅囟经》是儿科专著；《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眼科专著有《银海精微》等等。另外，唐代还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书。
唐代（公元618--907年）经济繁荣，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唐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唐本草》的编修工作。全书载药850种，还增加了药物图谱，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
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来，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明代（公元1368--1644年）时，有一批医学家提出把伤寒、温病和温疫等病区分开。到了清代，温病学说达到成熟阶段，出现了《温热论》等专著。
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一批医学家们主张"中西医汇通"，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到了明代（公元1368---1644年），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载药1892种，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致中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致中和。寒就要让热，热就要寒，结就要散，逸就要劳，劳就要逸。微者逆之，小的你就可以逆它。甚者从之，你不能逆它，你逆它你就崩溃了就没有了。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适事为故，恰到好处就好了。以平为期，以和为重，这就是它的一种最高境界。《中庸》一书中至关重要的哲学命题是“致中和”这一思想。《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的是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可以说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在这个终级目标下，中医是用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这三大来自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来具体解释生命的秘密。
第一个代称是歧黄。这个名字来源于《黄帝内经》。因其是黄帝与歧伯讨论医学的专著，便称《黄帝内经》为歧黄之术。自然，歧黄也就成了中医的别名。
第二个代称叫青囊。现在知此名字并使用者甚少。它的来源与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有关。据说，华佗被杀前，为报一狱吏酒肉侍奉之恩，曾将所用医书装满一青囊送与他。华佗死后，狱吏亦行医，使华佗的部分医术流传下来，据此，后人称中医为青囊。
第三个代称唤杏林。这个名字的起始，也与三国有关。有资料介绍，三国时吴国有位名医叫董奉，他一度在江西庐山隐居。附近百姓闻名求医，但董奉从不收取钱财，只求轻症被治愈者种一棵杏树，大病重病被治愈者种五棵杏树。数年后，董奉门前杏树成林，一望无际。从此，人们便唤中医为杏林。
第四个代称称悬壶。传说河南汝南的费长房在街上看到一卖药老者的竿杆上挂一葫芦，奇怪的是，天黑散街后，老者就跳入那葫芦中。为弄清底细，费长房以酒款待，老者后来约他同入葫芦中，只见玉堂俨丽，甘肴旨酒。费长房即拜老者为师，学修仙之道。数载后，他术精业成，辞师出山，又得壶翁传赠的治病鞭鬼之竹杖，从此悬壶行医。从那时起，医生腰间挂的和诊所前悬的葫芦，便成了中医的标志。 在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医亦被称为“皇汉医学”。在日本中医被称为“汉方医学”。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医学广泛的传入﹐五通商口岸教会医疗机构开始设立医院﹐诊所。设立医学院﹐教育西医人才﹐<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批留学生到日本及欧洲各国留学。中国青年出国学习西方医学知识﹐促进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1914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教育总长主张废除中医中药。
1929年在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旧医案" 消灭中医。
1931年禁止成立中医学校。1932年勒令停办中医教育。
195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1956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成立中医学院。
1962年中医教材统一出版。
1972年尼克森访华﹐中国医学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注意。
中华名医
上古名医—岐伯
中国传说时期最富有声望的医学家。《帝王世纪》：“（黄帝）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宋代医学校勘学家，林亿等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表》中强调：“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极也。……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於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视今传《素问》基本上乃黄帝问，岐伯答，以阐述医学理论，显示了岐伯氏高深的医学修养。中国医学素称“岐黄”，或谓“岐黄之术”，岐伯当属首要地位。
战国医学家扁鹊
扁鹊简介
扁鹊，战国时医学家。姓秦，名越人，齐国渤海莫（今河北任丘）人。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扁鹊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痛苦。由于扁鹊医道高明，为百姓治好了许多疾病，赵国劳动人民送他“扁鹊”称号。扁鹊，传说是黄帝时代的名医。
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的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不治。扁鹊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看气色）、闻（听声音）、问（问病情）、切（按脉搏）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的切脉技术高超，名扬天下。
他遍游各地行医，擅长各科，在赵国为“带下医”（妇科），至周国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入秦国则为“小儿医”（儿科），医名甚著。后因医治秦武王病，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妨忌杀害。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策•卷四秦二》里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据《汉书•艺文志》载，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
汉晋名医—华佗
华佗（约公元2世纪～3世纪初），字元化，沛国谯（即今安徽省毫县）人。他在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访师求学，“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沛相陈圭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请他去做官，都被他一一谢绝，遂专志于医药学和养生保健术。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作自已的侍医。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而痊愈。但华佗为人耿直，不愿侍奉在曹操身边，甚至认为作侍医是可耻的职业，于是就托词妻子有病，以及回家取方药为由，一去不再返回。曹操多次写信催促华佗，又令当地郡县把华佗遣还，最后派人偷偷察看，才知华佗不愿为侍医，遂将华佗逮入狱中。有人向曾操请求宽恕华佗，曹操不听劝说，竟残酷地杀害了华佗。
华佗生前著有医书，临死时拿出一卷交给狱吏，狱吏不敢接受，华佗将书焚毁。此乃千古之憾事，历代托华佗之名而出的医书有数种，旧题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中，相传记载有华佗的一些学术经验与方术及药剂。
曹操杀害了华佗后，常感到内疚后悔，特别是他的爱子仓舒（曹冲）病重时，更是非常后悔杀了华佗，令儿子的病得不到治疗。早在三国时，华佗就被魏国列为著名医家，后世誉称他是“外科学鼻祖”。
华佗在医药学术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为最负盛名。《后汉书 ·华佗传》记载，华佗“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积，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记载华佗的医案有数十则，皆具体地反映了华佗高明的诊疗医术，涉及到内、外、妇、产、儿、五官、针灸等科。他因病制宜，采用各种不同的疗法。他以手术治愈了肠痈、脾半腐的病，使病人转危为安。当华佗成功地应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进行腹部手术时，世界其它国家的外科麻醉术尚处于摸索阶段。就是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华佗善辩证施治，他用刺血疗法治愈了头晕目眩、视物不清（类似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患者的病症。
华佗对养生和预防保健尤为注重，并身体力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他对弟子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汉书·华佗传》）他总结并创造“五禽之戏”，仿鹿、熊、虎、猿、鸟的动作，时常操练，可强身除病。身体若有不适，做一禽之戏，汗出，即感轻松。华佗还重视节欲保健，他创制了一种具有抗衰老作用，久服可利五脏、轻身、乌发的药物。
华佗的弟子李当之，著有《李当之药录》。吴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
隋唐名医——孙思邈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约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活了一百零二岁（有的考证活了一百四十一岁）。人们把他当做“神仙”，尊称为“药王”。他从小勤奋好学，七岁读书，每日背诵一千多字，有“圣童”之称。到了二十岁，已精通诸子百家学说，既“善谈庄、老”，又“兼好释典”，学问非常渊博。隋唐两代帝王屡次请他做官，他都“固辞不受”，而立志学医，他的这种认识，是从切身体验中得来的。他小时候，体弱多病，要经常请医生诊治，“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周围贫苦百姓，也跟他一样，因为患病弄得穷困不堪，有的竟得不到治疗而悲惨死去这些事，使他感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千金要方》自序）。因此，他十八岁开始，就“志于学医”，并下了很大的苦功，所谓“青衿（古学子所穿的衣，后称入学的生员）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千金要方》自序）。经过这样长期刻苦的钻研，他的医学造诣很深，成为隋唐时期医药界的佼佼者。宋代林亿称道：“唐世孙思邈出，诚一代之良医也”。
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共三十卷，内容极为丰富。分医学总论、妇人、少小婴孺、七窍、诸风、脚气、伤寒、内脏、痈疽、解毒、备急诸方、食治、平脉、针灸等，共计二百三十二门，收方五千三百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首创“复方”。《伤寒论》的体例是一病一方，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发展为一病多方，还灵活变通了张仲景的“经方”。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以增强治疗效果；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这是孙思邈对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千金翼方》是对《千金要方》的补编。书名含有和《千金要方》相辅相济，羽翼双飞的意思。此书共三十卷，其中收录了唐代以前本草书中所未有的药物，补充了很多方剂和治疗方法。首载药物八百余种。这两部书，合称为《千金方》，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是唐代以前医药成就的系统总结，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医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宋代郭思高度评价《千金方》，说：“世皆知此书为医经之宝”（《千金宝要》）。清代医学家徐大椿也认为该书“用意之奇，用药之功，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医学源流论》）。这书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而且还影响到国外，如朝鲜，日本。公元六O八年，日本来中国学医的医生，就把《千金方》等方带回日本，对日本的汉医影响深远。
由于孙思邈结合实践，虚心地广泛地学习各家之长，所以医学水平很高，有许多独特的贡献。其中，对脚气病的治疗最为擅长。脚气病是由于人体缺乏维生素B引起的。这种病多少年来折磨着江南一带群众。孙思邈在学习前人和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终于提出一个有奇效而又简便的防治方案，那就是用防己、细辛、犀角、蓖麻叶、蜀椒、防风、吴茱萸等含有维生素B1的药物来治疗，用含有维生素B1的谷皮（楮树皮）煮汤调粥常服来预防，这在世界医学史也是非常先进的。欧洲于公元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开始作脚气病的研究，而孙思邈早在公元六百年左右，已经详加论述，并掌握了正确的防治方法，比欧洲早了整整一千年。
孙思邈特别重视妇幼保健，是创建妇科的先驱。他在《千金要方》中首例妇科三卷，儿科一卷，把妇儿科放在突出的地位。他还打破当时医学界“各承一业”的陋习，主张用综合疗法治病。他说：“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他本人用药、用针、用灸都很精熟，对病人，不问“贵贱贫富”，不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赶救”。一次，他在路上看到几个人抬着棺材在前面走，从棺材里滴出几点鲜血，后边跟着一个老婆婆，伤心大哭。这种情况引起他的注意。一问，才知道棺材里的“死人”是老婆婆难产刚死的独生女儿。他告诉老婆婆，产妇并没有死。于是开棺抢救。一看，产妇脸色蜡黄，一丝血色也没有，同死人无异，但一摸脉搏还在微微的跳动。孙思邈选定穴位，只扎了一针，不一会，产妇就苏醒过来，胎儿也顺利下产。眼看母子得救，大家十分感激，齐声称赞他的医术高明。《历代名医图赞》称道：“唐孙真人，方药绝伦，扶危拯弱，应效如神”（《本草蒙筌》）。
孙思邈在生之年为医药事业作了那么多重大的贡献，临终时，却遗嘱“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他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他的家乡人民给他修庙立碑，把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山上至今保留有许多有关孙思邈的古迹，如“药王庙”、“拜真台”、“太玄洞”、“千金宝要碑”、“洗药池”等。这也说明历代人民对他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明清名医——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生于世医之家。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当地名医，曾封太医院吏目，著有《四诊发明》、《奇经八脉考》、《蕲艾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兄名果珍。李氏14岁中秀才，三次赴武昌乡试未中，遂专志于医。李氏博学多艺，乡试失利后，从理学家顾日岩处学过经学。上自经典，下及子史百家，靡不阅览，对理学有很深造诣。李氏承家学，阅读医书，教授生徒，为贫民治病，多不取值。1548年，治愈富顾王朱厚之子，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掌管良医所，被荐为太医院判。
1552年，李氏开始搜集材料，为编著《本草纲目》作准备。李氏编著《本草纲目》，以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集唐、宋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药藉之不足、继承我国本草研究的传统，独辟蹊径，把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李氏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达到一个新水平。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改善了古代科学方法，积累了科学研究的新经验。李氏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批判继承和历史考证方法。
观察和试验是本草药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时珍对药物采用亲自采集、仔细观察，以得其真的方法，获得很大成功。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分类使药物研究体系化，关键还是如何确立分类的标准。李时珍打破本草学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使分类体系更为科学化。 除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他还在陶弘景主治药分类法基础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药分类法，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
李时珍为弄清每味药物，提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任务，这八项不是每味药全有，有的五项、六项不等。实际上是对每味药既作出系统分析，又进行了全面综合，而在分析基础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综合。
批判继承和调查研究是李时珍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研究每味药，总是先参考诸家本草，考核诸家异同，用自己观察试验结果，加以参证：《本草经》中只载枸杞之名，未言明药用部位；《名医别录》指出根大寒，子微寒；《药性论》谓枸杞甘平、子、叶皆同，《本草衍义》说枸杞是梗皮，李时珍说：“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李氏经过研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到之处”，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活动中。
李氏躬亲实践，广泛向劳动人民学习，注意调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莶一药，众说纷坛，有谓似酸浆，有说为苍耳，有曰即地菘；李氏经过广泛征询，聚诸草谛视，得出莶即猪膏母之确论，他从京师还，见车夫用旋复花治跌打损伤，遂肯定其益气续筋，补劳损之功。邻家小儿食积，偶取羊食之，归而大吐愈，李氏因此首载此品种入本草。他从猎户口中知虎骨强志壮神之功能；从菜农处明确芸苔即油菜，从工人处学得防止采矿中毒之法，山人、渔翁、农夫、皮匠、猎户，都是他的老师，使他从调查研究中获益非浅。
历史考证方法是李氏常用的科学方法。通过文献考柬，《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来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经中得到的医药知识。经过历史考证，指出“按《本经》胡麻亦名巨胜，《抱朴子》云，巨胜一名胡麻，以黄麻于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不可不辨”。
李氏主张人定胜天，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认为药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性能。药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升浮者以咸寒药引之使降，李氏昭示迷信神仙说之误，批判服食飞升举之谬，服金银，为赖水谷血肉之躯所不堪，“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说；服食成仙“误食之罪，通乎天下”，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氏治学严谨，对未知事物，常用“未审然否”?“亦无所询征，妨附于子，以俟博识”，作为结语。
1578年，《本草纲目》撰成。1580年，李氏赴太仓访王世贞求序。李氏殁后，方得刊行。书印行后，节译成全译成日、朝、拉丁、德、英、法、俄诸种文字，流行全世界。英·李约瑟说：“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医学之最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女医生
西汉时，我国在医事制度上已专门设有“女医”，古称“视产乳之疾者”。生活在公元前128年前后，著名的医生义姁是我国史书记载中最早的女医生。
义姁悬壶济世，深受群众的受戴和欢迎。由于她医疗技术精湛。朝野共知。她不仅善于治疗各种疾病，而且尤擅长妇科。汉武帝得知后将她召入宫内，拜为女待医。专为皇太后治病，深得太后的信任。
我国古代最著名女中医——曾懿
远在汉武帝时，就有一个女中医义构，医术比较高明，治疗了很多疑难重病，因此享有盛誉。后来在汉宣帝时，有个女中医淳于衍，医道精深，尤其专长妇科，据说曾给当时皇后接过产，是一位医药兼能的多面手。到了晋朗，著名学者葛洪的妻子鲍姑，跟她父亲和丈夫学习医术，以后就奔波于外，施医舍药，她尤其专长于灸法，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当地群众为了纪念鲍姑，还特地修建了一座三元宫，宫内专门设了鲍姑的塑像供俸。宋朝专治重病的冯氏、专长妇科的汪夫人、精通外科的张小娘子，都是名见经传的女中医。至于明朝善究医理的陆氏、眼科专家彭医妇、走方行医的韩医妇，也是有一定声望的女中医。但在我国古代女中医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曾懿了。
曾懿，又叫伯渊，是四川华阳人。她生于清朝道光十七年，相当于公元1837年。当时正处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曾懿接受了进化论和改良主义思想。她认为国家要富强的话，必须家庭"保康强"，国家"强种族"，而行医正合此道。所以曾懿在医人医国的思想指导下，深究医理，著书立说，对中国医药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曾懿的思想和学识主要反映在她的著作《古欢室丛书》中。这部丛书由《女学篇》、《医学篇》、《诗词篇》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而谈论医学的主要是《医学篇》这本书。该书写成于光绪三十二年，相当于公元1906年。当时曾懿已经54岁了。《医学篇》一共有两册，是木刻本。上册共4卷。第一卷有脉论、舌色论、温病、伤风，伤寒病论等，第二卷为温病传入中焦治法，第三卷为温病传入下焦治法，第四卷为伤寒治法。下册也有4卷。第一卷为杂病，第二卷为妇科，第三卷为小儿科，第四卷为外科。
曾懿曾得过四次温病，全赖著名温病医家吴鞠通的理论指导方转危为安。因此，她十分祟拜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在她自己的著作中很多地方都采用吴鞠通的学说和医方。经过39年的刻苦钻研，曾懿对伤寒和温病的病证及其治法有了十分深刻的体会，所以选了些精华写了下来，这就成了《医学篇》的主要内容。
曾懿往往自己配制方药，用药十分精当，配合非常巧妙，有的还是亲身经历过。比如她32岁时，曾得了阴症喉痹，十分危险，她将上桂心、炮姜、甘草各1．5克，放入茶碗中，用开水冲入，又将有药的茶碗隔水蒸后，将茶碗中的药含上一口，慢慢咽下，总算脱离了危险。后来她就用这个方子治好了不少病人。
曾懿十分重视民间经验。她在院北某地听到一个士兵说，以前他从军到一个地方，得了噎病，能饮不能食，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数日，他到一个集市游荡，走得口渴，又没有茶水可买。只见一个小贩，用一大锅煮鸡十几只现卖、这个士兵实在口渴得厉害，就与小贩协商，买了点锅中鸡汁饮以解渴。不料这鸡汁又浓又鲜，食下即到了下焦，不象从前饮水进食，往往阻于上焦而不入。于是，此兵就连买几大碗鸡汁饮服。以后他常用鸡汤煮粥作为主要饮食，胃膈渐开，毛病也慢慢好了。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曾懿听了以后，用心记住，以后凡遇到这类噎膈症，她就用浓鸡汁，略加姜汁治之，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曾懿还十分重视医学卫生知识的普及。如她提出要注意休息，"以保脑力"；"时吸新鲜空气以保肺气'；要多活动，以使血脉流通等等。曾懿生长在封建时代，但医学知识十分渊博，尤其思想很进步。在我国古代既通晓医理，又有行医救国思想的女中医不多，而其中当以曾懿为最出色。
世界上影响最大药物学专著《本草纲目》
我国明代卓越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撰著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影响最大、最早创造植物分类法，考订详细的药物学著作。
《本草纲目》的编写所参考书籍甚多。据有人统计他所引据的典籍758种，精读的“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近800多种，时珍先后读过《素问》、《灵枢》、《难经》、《甲乙经》、《东垣试效方》等古代医书277家；本草学名著84家，引据《说文解字》(许慎)，《字说》(王安石)，《名苑》(司马光)等古今经史440家；转引《易经注疏》等共151家。正如《本草纲目》自序中所载：“渔猎群书，搜罗百氏”。
李时珍为明确药物产地、形态等，他不畏艰苦亲自到各地采访，搜集各种物标本。从公元1552年开始编写，时年35岁，并动员全家人，包括四个儿子，四个孙子，以及他的学生弟子，都参与编写与校订。经过27年的努力，于1578年完成这一部190多万字的巨著初稿，后又经过十年做了三次修改和重编，前后总计40多年，于公元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时珍过世后三年出版。
《本草纲目》是以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为蓝本，并吸收了《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唐本草》等有关著作的成就，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加工、整理而成的一部药物学巨著。书中对每种药物的产地、性味、形态、采集方法、炮制过程、药理研究、方剂配合都详加叙述。特别是在药物分类方面，采用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方法，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顺序是：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部等16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共62类。这种以纲挚目，纲举目张的分类方法，在当时世界上是最进步的。书中的植物分类法，对植物学的研究工作有很大贡献，比西方植物分类学创造人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的《自然系统》(1735)提出的植物分类法早157年。
《本草纲目》书中已有进化论思想，它关于动物的分类，是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顺序排列的。李时珍已认识到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提出某些动物“毛协四时，色合五方”。同时，已知利用生物适应环境的特性，进行人工饲养和改良品种。李时珍又观察到动物的相关变异和突然变异现象，如乌骨鸡的骨、舌皆黑，饲养金鱼的颜色可以突然变化等。达尔文在其著作中曾引用《本草纲目》的资料。
《本草纲目》共52卷，载药1892种，其中374种为新增药物，有植物1094种，动物性药物443种，矿物性药物355种。附方11096首，插图1160幅。书中还十分重视药理的研究。对一些药物的确实疗效重新作出结论，如指出土茯芩治梅毒，延胡索可止痛，常山有截疟作用，使君子，鹤虱，雷丸有杀虫作用等。同时书中还批判了一些不合理的传说，如以往记载服食水银、雄黄可以成仙，服食“金丹”可以长生不老，李氏不仅从理论上加以否定，而且指出服食的危害性。又如对“草子变鱼”，“马精入地变为锁阳”等说法，经过实际观察，都加以改正，指出鱼是鱼子所化，锁阳是一种植物。
李时珍在书中纠正了前人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如把一药误认二物的南星，虎掌作了更正；把误为兰草的，正为兰花；把误为百合的正为卷丹；天花粉、括萎本是一种植物的块根和果实，过去却绘成两种不同的植物，对此进行了纠正；把误列为草类的生姜、薯蓣，重新分入菜类。《本草纲目》还对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升发、沉淀、烧灼等技术作了阐述。
《本草纲目》书成后不久，于1590年由金陵胡承龙刻印，由王世贞作序，在1596年正式出版而刊行。这是本书的最早刻本。现在上海图书馆藏有此书，其后此书屡行再版。如公元1603年《本草纲目》又在江西由夏良心、张鼎思重刻。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钱塘的吴毓昌重新复印。《本草纲目》至今在国内有30多种刻本。
《本草纲目》不仅在国内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较大的影响。公元1606年时，《本草纲目》即由日本学者林道春首先传入日本，1637年日本的翻印本出版。1783年又有由日本小野兰山译为《本草纲目译说》附注解的日译本出版。1929年日本人白井光太朗按照金陵版，翻译为《国译本草纲目》十五册。本书的问世引起了日本医药界的震动，对于日本植物学和药物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日本有关研究'本草纲目'的书就有九种之多，并且编写了许多配图本和袖珍本。一直到今天在日本对于《本草纲目》仍视为珍宝。1647年波兰人卜弥格将《本草纲目》译为《中国植物志》于1657年以拉丁文出版。1735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国史地年事政治纪录》中有法文的《本草纲目》数卷，在英国也有两种《本草纲目》英语全译本流行。据不完全统计，《本草纲目》在世界上有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俄文、西班牙文、朝鲜文等八种文字的译本流传。被誉之为'东方医学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还径直把它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是一部划时代的科学巨著，是我国十六世纪以前本草学的全面总结，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医药学家和劳动人民的卓越智慧，是我国科技史上极其辉煌的硕果，是医学宝库中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
我国最早的医学文献——《难经》
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秦越人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现知我国最古的医学方书，全书为九千九百十一字，抄录于一高约24厘米、长450厘米长卷之后5/6部分，西汉文物，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它是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医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种，该书出土时本无书名，因其目录列有52种病名，且在这些病名之后有“凡五十二”字样，所以整理者据此而给该书命名。全书约15000余字，涉及病名100多个，治疗方剂280余首，药物240多种，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医学方书。
我国最大的一部方书——《普济方》
据说明太祖将自己第五个儿子朱棣，封为固定王。而朱棣一直很喜欢做诗谈学，热衷医道，平时很注意收集古今方剂，于是他将自己收集到的方剂加以整理、修订，编成了《普济方》一书。为了保证该书的质量，朱棣又请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一同讨论、修改，最后于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定稿出书。
朱棣为了编写《普济方》，收集了大量资料。除了收录明以前各家方书以外，还收集其他方面的材料，如传记、杂志等，所以内容十分丰富，编的也很详细。由于出版的数量比较少，而该书又比较实用，所以不少人辗转传抄。有道是“物以稀为贵”，《普济方》一书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后来经过一些年代，《普济方》原来的刻本已经散失，而一些藏书家，你藏几页，他藏几张，拼也拼不全。只有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算将这本书收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普济方》就是在《四库全书》中所载的。
《普济方》原作168卷，后来《四库全书》将它改为426卷，分成217类，共788法。全书载图239幅。该书总的方子数为61739首。全书的内容包括总论、脏腑身形、伤寒杂病、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等。书中记载了许多疾病的治法，如汤药、按摩、针灸等。《四库全书提要总月》认为：“是书一证之下，各列诸方，使学者依类推求，于异同出入之间，得以窥见古人之用意，因而折衷参伍，不至为成法所拘。”《普济方》是一本十分实用的方书。它在所列的每一病证之下，列了一些方子，学者或医生只要依病查方，再在各个方子之间选择一下即可。而这本书也是十分宝贵的医学文献资料，它为我们保留了许多我们想看又因佚失而看不到的材料。
虽然，《四库全书》保存了《普济方》的全部内容，但是也有不少抄错、记错的地方。人民卫生出版社在1959年以《四库全书》中所载《普济方》为主，并参考以前的一些残卷残本，一一进行校勘、重印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普济方》共分10册。第一份为方脉运气脏腑，第二册为身形，第三册到第六册为诸疾，第七册为谙疮肿，第八册为妇人，第九册为婴孩，第十册为针灸。这样使原书426卷亢繁的卷宗变得简明有章。国家花了一定力量重印这部我国最大的方书，使这部古书重放异彩。
“癌”字最早见于宋代的《卫济宝书》
早在三千五百多年以前，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就有“癌”的病名，约公元前十二世纪的《周礼.天官》中，记着“疡医下士八人，掌管肿疡......等病”。“肿疡”这个词，宋代王安石注为“肿疡聚而不散”。可见包括肿瘤在内的疡病已归专科疡医治疗了。
两千多年前的《内经》里就有瘤的分类记载。所提到的“肠覃”。“石瘕”、“积聚”都是指肿瘤。并记述了肿瘤的病因、症状和治疗，而且包括手术切除和药物治疗。《晋书.景帝纪》载有割除目瘤、即司马师“目有瘤疾，使医割之。”说明在公元三世纪我国医学家已能割治肿瘤。这在世界文献中也是最早的记载。其后在《诸病源候论》以及诸多医书中都有有关防治肿瘤、恶性肿瘤方药的记载。
到宋代时出现的《卫济宝书》（1170年）（1）论述了各种癌、痈、痼、瘭等外科疾病的不同治法，这是我国古代医籍中最早使用“癌”（古写作品）的病名。稍后医家杨士瀛著《仁斋直指附遗方论》（1264年）则最早对“癌”的特征作了简明叙述，指出癌是“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穿孔透里......。”宋代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最早正式谈到“乳岩（癌）”元代朱丹溪的《丹溪心法》中也讲到了乳癌的某些病因和诊断。到了明代涉及癌症的外科医书逐渐增多，其中以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论述乳癌最详。清代祖国医学不仅对各种癌症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而且治疗方法也更加丰富。如用清热解毒、活血去瘀、除痰散结等办法攻邪；根据阴阳气血的盛衰进行滋补以扶正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扶正”方法与现代所提倡的“免疫法”治疗癌症颇相吻合。这对于增强人体抗菌因素去战胜和消灭增殖基速的癌细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上最早的骨移植手术
世界上最早的骨移植手术是中国首先发明的。
据《云南通志》记载明代接骨名医陈典：“有接骨神术，凡肠出骨折，苟存余息，皆能医治，甚至易骨缝肠，割肌取镞，皆人所惊见者。”这里所讲的“易骨”就是用另外的骨填补所断的骨。这是一种骨移植手术。
然而，最早在医学著作中具体论述骨移植手术的，是十五世纪明代名医江考卿著的《江氏伤科方书》。
江考卿（公元1770-1845年），号瑞屏，清朝嫠源人，以治跌打损伤著名。他于道光庚子(公元1840年)著成了《江氏伤科方书》。在《江氏伤科方书》中说道：“若碎甚，即以别骨填接。”“别骨填接”就是一种骨移植手术，就是把患者其他部位的骨头切下，移植在粉碎性骨折造成的两断骨间的缺骨处，作为骨桥，以促进新骨的生长，愈合。
虽然在公元三世纪前古罗马发明了截肢手术，但骨移植手术还只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
“胎教”的起源与最早记载
“胎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胎教”，包括逐月养胎。起居环境的讲究，情志心理卫生，饮食营养调理及各种禁忌。还涉及到配偶的选择，受孕条件，男子养精，女子养血等内容。
狭义的“胎教”主要指给妊妇创造良好的精神心理状态，以某种潜在的、目前尚未被人们认识清楚的途径作用于胎儿，为日后个体先天形成的影响因素。关于“胎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一世纪。
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在其所著的《列女传》中有周武王祖父季历的妃子孕文王而进行胎教的记载：“太任.王季娶以为妃......及其有身，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这是史籍记载中最早的“胎教”。可见“胎教”在我国起源很早。
最早记载和提出“胎教”的是西汉政治家、文学家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贾谊在《新书.胎教》中最早明确提出“胎教”一词，书中并有周武王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的记载。以上这些记载可以说明远在三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十分注意和重视“胎教”这一问题。
历代医著和医家对于“胎教”的内容也有很多记述。《内经》中曾谈到孕妇七情过激造成婴儿先天性“胎病”的内容；北宋时医家徐之才撰写《逐月养胎法》从医学的角度正式提出胎教的内容并对其加以解释；隋代时巢元方等所撰《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一“妊娠候”中也有许多关于胎教的内容；唐代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对胎教的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论述；宋代著名妇科专家陈自明撰著《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其中卷三十用一卷专篇来论述“胎教”。这是祖国医学史上最早专篇论述“胎教”的著作，其后，历代医学家论述者不乏其人。
我国最早的古酒
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远在公元前2800年——前2300年前已有专门用于酿酒和饮酒的器具。解放后，在郑洲二里岗，河北藁城县台西村曾发现有商代酿酒遗址，尤其是在此还发现了一座比较完整的酿酒作坊。1987年12月在河南东南部罗山蟒张乡天湖商代墓地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酒，它装在一件青铜内，密封良好。
经过对古酒抽样色谱测试，证明每100毫升酒内含有8239毫克甲醇乙酯，并有果香气味。古酒经过3000多年的水解、醇解、氨解等一系列化学变化，至今还能测出成份，说明这是一种浓郁型香酒，这与甲骨文中所记载的相吻合。
中医典故
神农尝百草
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关于农神的神话很多，并多与医神联系在一起。传说神农炎帝居于姜水（今陕西岐山一带），牛首人身。神农见大家靠吃兽肉饮生水难以长久维持，便到处寻找可以果腹的植物，有时一日便中很多毒，他的精神感动了上天，得到神灵的帮助，天降种子，供他种植。神农还制造耕具，教给人们按时令下种。正是在找谷种的过程中，神农中毒又解毒，从而发现了草木的药性。他还用红褐色的鞭子鞭打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味，教给人们认识了植物药。后更有传说神农中毒多次，幸亏事先备好茶来解毒，最后他尝到断肠草，刚一咽下肠子便寸寸断了，来不及喝茶解救而死。这一传说更突出了神农发现药物的艰险及人们对其献身精神的敬仰。
煮不软的石头
相传，明代著名医家、《傅青主女科》的作者傅山，曾用过一个特殊的药引子——煮不软的石头治愈患者。
一青年李小牛，入赘到粉莲家后，小俩口日子过得不错。一天，李小牛因入赘受人奚落，回家跟媳妇发泄了几句。粉莲越想越伤心，抽泣了一夜后，就病倒在床上，有气无力，食饮不进了。请来医生看了病，开方抓药，煎好送上，病人就干呕，汤药也难下了。
听人指点，李小牛向傅山先生求治。傅山问清病情后笑道：“这个病，不见病人也能治。只是眼下药不齐，不过你可先把引子准备好。你回家的路上，有条石沟，你走到石沟中间，然后往右手走七步，那里有一块鸡蛋大的黑石头，你把石蛋拣回去，擦洗干净后，先旺火，后文火煎熬，水随时添加，不能停火，注意不要熬干了。直到石头煮软了，就来我这里取药。千万注意，不要让水干了，要人不离火。”
李小牛听后，满怀希望。按傅山的嘱咐，果然找到了鸡蛋大的深色石头。回到家里，把石头洗擦干净，放在锅里加水煮起来。这一煮下去，李小牛熬了个通夜，直到鸡叫天明，水也不知添了多少次，石头还不见软。
媳妇醒来，看见丈夫通夜不眠，尽心尽力尽责地守在灶边耐心地煎着，怜爱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要求帮丈夫看着火，让李小牛去询问傅山是不是方法不对。
傅山大笑着说道：“不软就不必煎了，看来药也不必服了，你媳妇的病已经好了。”李小牛迷惑不解：“药还没吃，病怎么就好了？”傅山解释说：“你媳妇的病在一个‘气’字上，气又是从你身上起的。这种病，光吃药是难得好的。要治，首先得消气，还得从你身上消起。黑石头怎么煮得软呢！不外是让她见你为她的病尽心尽力，心里的气就消了。她主动跟你谈话，又自愿替你煮石头，这就说明她的病已经好了。”
李小牛如梦方醒，赶回家一看，媳妇早把饭做好在等着他呢！
一味黄土救太子
钱乙是宋代著名的儿科医生，他著有《小儿药证直决》人们尊称他为“儿科之圣”。
钱乙做过一段时间的翰林医官。一天，宋神宗的皇太子突然生病，请了不少名医诊治，毫无起色，病情越来越重，最后开始抽筋。皇帝见状十分着急。
这时，有人向皇帝推荐钱乙。于是，钱乙被召进宫内。皇帝见他身材瘦小，貌不出众，有些小看他，但既然召来，只好让他为儿子诊病。 钱乙从容不迫地诊视一番，要过纸笔，写了一贴“黄土汤”的药方。
心存疑虑的宋神宗接过处方一看，见上面有一味药竟是黄土，不禁勃然大怒道：“你真放肆！难道黄土也能入药吗？”
钱乙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据我判断，太子的病在肾，肾属北方之水，按中医五行原理，土能克水，所以此症当用黄土。”
宋神宗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心中的疑虑已去几分，正好这时太子又开始抽筋，皇后一旁催促道：“钱乙在京城里颇有名气，他的诊断很准确，皇上勿虑。”于是，皇帝命人从灶中取下一块焙烧过很久的黄土，用布包上放入药中一起煎汁。太子服下一贴后，抽筋便很快止住。用完两剂，病竟痊愈如初。这时，宋神宗才真正信服钱乙的技术，把他从翰林医官提升为很高荣誉的太医丞。
杏林的由来
董奉是汉代有名的中医大夫，相传他在府上给人治病时，不收取诊费，只要求患者在病愈之后，在他的家宅四周随意种下几棵杏树，一般是重病痊愈栽种五棵，轻病痊愈栽种一棵。几年之后，董奉住处的四周竟然有杏树十余棵了。远远望去，林深树密，茂盛葱郁，无边无际。春季繁花似锦，夏月浓荫葱葱，挂在树上的杏仁果实沉沉甸甸、金黄灿烂，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之后，人们看到杏林，便联想起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董奉先生，由此将给人健康保证的中医界称为“杏林”。提到“杏林”，便知医事。
古往今来，“杏林春满”、“杏林春暖”成为病家赞颂医家医德高尚、不计报酬、医术高明的常用语。
云南白药的传说
提起云南白药，人们都会知道，这是一种珍贵的药品，可以治疗内伤、外伤、骨折……，也可以用它止血。它是怎样得来的呢，这里面有一段神奇的故事。
传说在很早以前，在美丽富饶的澜沧江畔，有一座景色秀丽的山叫无量山。山上有个采药的老人，生活非常贫困，一生孤苦伶仃，无儿无女，除了几间破草屋外，身边只有几个不会说话的牲畜：一头毛驴，膘肥体壮，性格温驯；两只大芦花母鸡，个大体胖，下的蛋又大又圆，白里透红，象玉石雕成，要多好看有多好看；另外还有一条黄毛大狗。
一天，老人骑着毛驴上山采药去了，整整一天没有回来。黄毛大狗蹲在家里，从清晨就没有吃上一点食物，它真是饿极了，发疯似地围着园子转来转去，可是园里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正在绝望的时候，猛然一眼瞅见站在门坎上打盹的芦花鸡，它灵机一动，偷偷钻进芦花母鸡下蛋的窝里，两只爪儿使劲抱住又大又圆的鸡蛋送进嘴里，大口大口地吃下去。傍晚，老人从山上回来了，他卸下沉重的药篓，拍掉袖上的灰尘，打开屋门，生着炉子准备烧水做饭。忽然间，他想起应该先去捡蛋。走到鸡窝跟前一看，窝里是空的，旁边只有几片破碎的蛋壳。老人立即明白了，顺手抓起一根碗口粗的木棒，蹑手蹑脚走到狗窝前。不看则罢，一看更气，举起木棒，对准备酣睡的嘴边还粘着蛋黄的黄毛大狗的臀部用力击去。不想打偏了，只打中了狗的一条后腿。狗被这突然的打击惊醒，疯狂地嚎叫着，不顾一切地闯开一条路狂奔而去。
一连几天，狗都没有回来，老人非常后悔自己不该打跑这个看门守园的得力帮手。于是，他每天清晨都早早地把园门打开，心里盼望着它说不定哪天会回来。
等到狗逃走的第四天，老人照例一大早就起了床，蹲在门坎上，“叭嗒”“叭嗒”地吸了一锅烟，然后直起身，轻轻地拉开了那早已腐朽了的破门。呀！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眼睛！那天被他打跑的黄毛大狗，突然一下子跳到他的身边亲热地舔着他的手心。老人真是高兴极了！回身拿了一大块高梁面饼扔给这条回到主人身边的狗。但是他觉得很奇怪：这条狗的伤，为啥好得这么快？转眼之间，小半年过去了，当美丽的迎春花开的时候，老人又上山了。他看见黄毛大狗正在吃草的毛驴的身后，挠毛驴的蹄子。它见毛驴毫无反应，以为毛驴怕它，就大胆地叼着毛驴的尾巴，使劲向后扯。毛驴被激怒了，扬起坚硬的蹄子。恰好一下子踢在狗的腹部。肚子给踢破了，露出半截肠子。黄毛大狗疼得没命地 “嗷嗷”惨叫着，紧紧地夹着尾巴，从门板缝隙里逃走了。——这一情景，都被采药归来的老人看在眼里。
过了两天，黄毛大狗又完好地回来了。老人感到十分奇怪，觉得狗一定是在山里吃了什么东西，不然伤不会好的这么快！他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开这个谜！于是他就故意把狗打伤。等狗逃走后，老人紧跟在后边，仔细地观察着狗的一举一动。到了山上，他发现狗没命地啃起了地上的青草。老人觉得，秘密一定在这些青草上。于是他认真地一棵一棵地拨下狗吃过的青草。拿下山来分开一数，不多不少，整整是一百种！他从每一种青草中取出一点，先用刀剁碎，再把自己的手弄破，然后吃下那切碎拌匀的青草。嘿，真灵！就象有什么东西把伤口堵住了似的，流血的伤口顿时停止了。不出几天伤就好了。老人非常高兴。
从此以后，他就用这种珍贵的药物治好了很多的病人。后来人们就把它叫作“白药”。直到现在，它还被广泛地应用着。
车前草的美丽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尧舜禹时期，江西由于雨水过多，使得河流因泥沙淤阻，致使逐年发生水灾，使老百姓的水田被淹没，房屋被冲倒，无家可归。
舜帝知情后，要禹派副手伯益前往江西治水。他们采用疏导法，疏通赣江，工程进展很快，不到一年就修到了吉安一带。当年夏天，因久旱无雨，天气炎热，工人们发昏发烧，小便短赤，病倒的人不可胜数，大大地影响了工程的进展。
舜帝知道后，派禹带医师前往工地诊治仍无济于事，急得禹和伯益将军在帐蓬前来回踱步，如坐针毡。
一天，一位老大爷捧了一把荒草要见伯益将军和禹，老大爷说：“我是喂马的马夫，我观察到马群中有些马匹撒尿明澈明亮，饮食非常好。而有些马匹却不吃不喝，撒尿短赤而少。原来那些饮食很不错的马常常吃长在马车前面的这种草。我就扯了这种草喂那些生病的马，结果第二天这些病马全好了。我又试着用这种草熬成水给一些有病的工人喝，结果他们的病也好了。”
禹和伯益听后十分高兴，于是命令手下都去扯这种草来治病，结果患病的士兵喝了这种草熬成的水后，不到两天就痊愈了。
因为马匹是在马车前面吃的这种草，所以就将这种草药命名为“车前草”。
女贞子的传说
从前有个善良的姑娘叫贞子，嫁给一个老实的农夫。两人都没了爹娘，同命相怜，十分恩爱地过日子，那知婚后不到三个月，丈夫便被抓去当兵，任凭贞子哭闹求情，丈夫还是一步三回头地被强行带走了。
丈夫一走就是三年，音信全无。贞子一人整日里哭泣不已，总盼着丈夫能早日归来。可是有一天，同村一个当兵的逃了回来，带来她丈夫已战死的噩耗。贞子当即昏死过去。乡亲们把她救过来后，她还是一连几天不吃不喝，寻死觅活。最后有个邻家二姐劝慰她，说那捎来的信也许不真，才使她勉强挺过来了，但这一打击却让她本来羸瘦的身体更加虚弱，这样过了半年，她最终病倒了。
临死前，贞子睁开眼拉着二姐的手说：“好姐姐，我没父母没儿女，求你给我办件事。”二姐含泪点头。“我死后，在我坟前栽棵冬青树吧。万一他活着回来，这树就证明我永远不变的心意。”死后二姐按她的遗言做了，几年后冬青枝繁叶茂。
果然有一天，贞子的丈夫回来了。二姐把贞子生前的情形讲了，并带他到坟前，他扑在坟上哭了三天三夜，泪水洒遍了冬青树。此后，他因伤心过度，患上了浑身烦热、头晕目眩的病。
说来也怪，或许受了泪水的淋洒，贞子坟前的冬青树不久竟开花了，还结了许多豆粒大的果子。乡亲们都很惊奇这树能开花结果，议论纷纷，有的说树成仙了，吃了果子人也能成仙；有的说贞子死后成了仙等等。贞子的丈夫听了怦然动心：“我吃了果子如果成仙，还可以和爱妻见面。”于是摘下果子就吃，可吃了几天，他没成仙，也没见到贞子，病却慢慢好了。
就这样，冬青树的果子药性被发现，它能补阴益肝肾，人们纷纷拿种子去栽，并给取名叫“女贞子”。
这则动人的故事讲出了夫妻感情的忠贞和女贞子的药效。其实，药用女贞子取自木犀科植物女贞的果实，因该植物与冬青科植物冬青的外形相似，四季常绿，因而古时某些地区也称为“冬青”。女贞子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又名女贞实、冬青子，其性味甘苦而凉，能补肝益肾，乌须明目，治疗由于肝肾阴虚所致的阴虚内热、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须发早白、视力减退等。惟其药力平和，须缓慢取效。著名的中成药二至丸，就是本品配旱莲草制成，常服对阴虚诸证有肯定疗效。现代药理证实，女贞子有增强免疫功能、升高外围白细胞以及强心、利尿、保肝、止咳、抗痢疾杆菌等作用。
医林漫话
被迫“改名换姓”的中药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也可视为一种封建迷信，在古代为了避讳帝王的一些忌讳，人们在言行上常常会受到很大的约束，就连一些中药也是难逃“劫难”。下面这些中药就是为了避讳某位君主而被迫“改名换姓”的。
山药：是一味补脾益肾的佳品。在历史上经历了2次改名换姓。山药入药始见于《神农本草经》，其名为“薯蓣”。到了唐代，为了避讳唐太宗(李豫)之讳(因“蓣”与“豫”同音)，改名为“薯药”。到了宋代，又为了避讳宋英宗(赵曙)之讳(因“薯”与“曙”同音)而改名为“山药”，并一直沿用至今。
玄参：具有滋阴降火作用的玄参，其入药始见于《神农本草经》。玄者，黑也，故有“黑玄参”之名。到了清代，因避讳康熙皇帝之名玄烨，改“玄”为“元”。“元参”之名便由此而得。
玄明粉：是从中药芒硝中提炼所得，又被称为“风化硝”。在清代，遭受了与玄参相同的命运，因避讳康熙皇帝(玄烨)之讳，改“玄”为“元”，故得名“元明粉”。
延胡索：常常用来治疗胃脘痛的延胡索，在历史上也经历了数次的“改名换姓”。早在南北朝时期该药已开始入药，名为“玄胡”，唐代始有“玄胡索”之名(见于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元代名医王好古曰：“本名玄胡索，避宋真宗讳，改玄为延也。”该药因此而得名“延胡索”。明代贾所学在《药品化义》中称其为“元胡索”，现常简称为“元胡”。
中药歇后语
八十岁老汉——白头翁
百年果壳——陈皮
立夏过后的小麦——大黄
漫天飞雪——银花
二十一天——三七
五月间的禾杆——夏枯草
刚开垦的农田——生地
空中吊和尚——玄参（僧）
雪地上的蚯蚓——僵虫
义务授课——白芍（说）
腰间挂刀——防己
树枝吊葫芦——木瓜
国王的宝马——黄（皇）芪（骑）
血染绞索——红藤
逾期未回家——当归
屋周围修墙——防风
老太太做事——细辛（心）
草原上的牧童——马钱（前）子
总统的亲属——黄（皇）连
食品厂提价——肉桂（贵）
给皇帝儿子祝寿——太子参（生）
治妇女的良药——益母草
儿女了解娘心事——知母
酸甜苦辣咸——五味子
眼科医生治病——决明
王室内的乐器——黄（皇）芩（琴）
雪地上的腊梅——冬花
天花后遗症——麻仁（人）
三伏天的芭蕉树——大青叶
夏天穿衣服——丹（单）皮
太阳出来就起床——大枣（早）
坎坷多艰、几次险遇取缔的中医文化的命运
中医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中医的命运是中华传统文化命运的一个缩影……是否废止中医已经不仅仅是中医界本身的事，而是整个思想界、文化界的事，是“中西文化之争”社会思潮的重要环节。
一百多年以来，中医所走过的道路真是坎坷多艰，几次险遇取缔。当然中医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中医的命运是中华传统文化命运的一个缩影。
明末清初，公元16世纪，西医开始传入中国。西医是随着基督教的传入而传入的，来华的传教士带来了西医，但早期影响不大。直到19世纪初，随着西医牛痘接种法以及外科、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这种影响才日益扩大，对中医造成的冲击也日益增强。1822年，道光二年，清政府在太医院废除了针灸科。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1804-1888)在广州创办第一所教会医院。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内地，几十年间在各地迅速兴建。随着西医的传入，国人开始对中医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甚至否定。
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人是俞樾。俞樾是一代经学大师，他在187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第一次政府部门公然排斥中医的行为发生在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就是著名的“教育部漏列中医案”事件。当时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这个《法令》前后两次颁布（1912 年11 月和1913 年1 月），都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是只列了西医。这在当时引起中医界强烈抗议，纷纷要求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但被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明确拒绝。后来为了安抚中医界的情绪，又辩称“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政府部门第一次明确提出废除中医是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卫生部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这个提案是余云岫提出来的，全称是《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议案一公布，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抗，这一次引起的震动远远超过了1912年。大批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游说,抗议高潮是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派5名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立即取消议案。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撤销这一法令。后来中医界把“3·17”定为“国医节”。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传统文化遭到猛烈的抨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药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是否废止中医已经不仅仅是中医界本身的事，而是整个思想界、文化界的事，是“中西文化之争”社会思潮的重要环节。中医药学作为“旧传统、旧文化”的一部分，也遭到了批判或否定。
新中国建立初期，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继续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50年代初，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因为毛泽东主席大力扶持中医，最终卫生部两位副部长王斌和贺诚被撤职。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1982年，新修改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然而，对中医药学是不是科学的争论一刻也没有停止。有人提出中医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检验，所以“中医是当今最大的伪科学”。
百余年来，中医的命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捆绑在一起，风雨飘摇，一路走来。
国外“中医热”与国内“养生热”
现代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经过了从排斥中医到信中医、看中医的过程，并渐渐开始出现“中医热”。
难道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中医药学真的不堪一击吗？不！恰恰相反。面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挑战，中医药学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现代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经过了从排斥中医到信中医、看中医的过程，并渐渐开始出现“中医热”。
1973年4月，中医针灸在国际上首次取得合法地位，美国第一个中医法在内华达州诞生。经过3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10年，中医药文化传播范围不断扩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中医药、使用中医药、学习中医药。中医药文化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中医药作为合法的医疗保健手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医疗保健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医和针灸在全球160多个国家有着不同程度的应用，并在一些国家具有合法医学地位。国外中医和针灸从业人员约有30万—50万人之众，中医医疗机构至少已达10万多家。美国开始将中医从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分离出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医学体系对待。英国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经常使用中医药，每年在中医等传统医疗方面的消费开支达1.3亿英镑。一些国家还将中医针灸纳入医疗保险范畴。
国外的中医教育、科研势头很好，目前已有7所正规大学开设有中医系或中医专业，一些国家还批准了民办中医大学为正规教育机构，美国知名学府60%的医学院开设“替代医学”课程，其内容也涉及中医。全美已有超过80所的中医高等教育机构。国外一些权威科研机构开展了中医药、针灸研究项目，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大规模资助中医、针灸研究。中医药科技国际合作项目越来越多。中药材及中药产品国际销量稳步增长，2006年出口中药产品销售额达到了8.3亿美元。
去年北京奥运会上，奥运村里开设中医门诊，提供中草药治疗，外国运动员排队尝试古老中医疗法，中医、针灸、推拿等疗法受到极大欢迎。
再看国内，民众对于中医的热情持续高涨，电视媒体的中医养生讲座受到民众欢迎，养生图书持续热销。民间学中医呈现热潮，一些名人也拜师学医。
中医养生热背后的原因
第一，中医有明显、确切的疗效；第二，中医药的简便、低廉；第三，中医符合健康总体需求，符合大生态的医学模式；第四，中医吸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符合国人的文化传统，贴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在现代科学高度进步、现代医学高度发达、物质生活高度富裕的西方国家掀起中医热？为什么中医养生在我国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我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医有明显、确切的疗效。疗效才是硬道理。我参加过一个“关于中医药学特色与优势的调查和研究”项目，调查表明，中医药治疗具有安全、有效、低毒等优势，通过辨证论治原则组成的复方，具有比单味药更优越的整体调节功能，从而更有力地纠正机体的各种不平衡状态，为有效地治疗复杂疾病奠定了基础。中医非药物治疗使用器械或手法，发挥着整体功能综合调节和协助人体自然康复的作用，强调因人施用、辨证施用，注重医患双方的互动性和方法的实用性、有效性。通过临床调查，结合文献研究，发现中医擅长诊治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的综合病变，擅长治疗经西医化验、透视、拍片却无法诊断的疾病，如头晕目眩、疲倦无力、四肢倦怠，或心悸、失眠、健忘、无名发热等；心因性疾病、心身疾病；男性病如阳痿、精少，妇科病如痛经、闭经、不孕症、月经少、经期延长等；对病后调理、体质虚弱、气血两亏的人、服西药有过敏反应及副作用者采用中医治疗往往能有满意的疗效，对长期服西药不见疗效的人，改服中药往往速见疗效。针灸治疗偏头痛、腰腿痛比西医具有更好的疗效。许多疾病西医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这是西方国家发展中医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医药的简便、低廉。这是经济的原因。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要发展中医呢?除了中医的疗效以外，其主要原因就是医疗费用低廉。WHO西太平洋区传统医学官员曾说过：“使用中医比西医在某些程度上性价比更高。”海外中医发展迅速就是考虑到降低医疗保健成本。因为政府在公民医疗保健方面的财政负担过重，为了省钱，为了用较低的投入获得较好的医疗保健效益，所以选择中医药、针灸。
第三，中医符合健康总体需求，符合大生态的医学模式，符合回归自然的世界潮流。当代社会疾病谱发生变化，人们健康观念有所改变，现代医学模式由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相结合模式转变，现代医学理念由治愈疾病向预防疾病和提高健康水平方向调整，全球崇尚天然、回归自然、绿色环保的潮流进一步发展。中医药恰恰符合这种社会需求，因为中药大都是以植物、动物等为原料，污染少，副作用小。而针灸、推拿等非药物疗法更符合这一潮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通百姓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人们害怕生病，也生不起病，所以开始越来越重视养生，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和方法符合普通百姓这一基本愿望。
第四，中医吸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符合国人的文化传统，贴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医养生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当老百姓从“春捂秋冻”、“冬吃萝卜夏吃姜”等谚语中感受到这里面含有中医养生的道理时，就不仅对中医是亲切的，而且是感情深厚的，对它就有了高度的认同感。
养生其实很简单，它不是要你特意去做一件与日常生活无关的事，养生恰恰就是日常生活，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WHO——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有一项数据:由生活方式引发的健康问题占60%，环境和社会因素占17%，遗传因素占15%，医疗干预仅占到8%。养生说到底就是要养成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并且把它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寻根求源：中医文化的魅力
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和”……中医说一个人有病了，那是阴阳不和。怎么治病？就是调和阴阳。病治好了就是阴阳调和了！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中医还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融合了儒道佛文化的精华，凝聚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和”。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如果用一张图来表示那就是“太极图”。“太极图”集中体现了阴阳和谐的价值理念，体现了阴阳消长、阴阳转化的规律。汉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佛三足鼎立。如果用太极图来说明三家，那么白的部分是儒家，儒家崇尚的是阳——刚健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道家崇尚的是阴——柔弱居下、清静无为的精神。当然儒和道不是截然两分的，而是像太极图阴阳鱼一样交互在一起。再看从古印度传来的佛家，如果用这张太极图来说明，在什么位置呢？我问过很多人，有人说在两个点，有人说在中间，也有人说在外面一圈，可能都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从不同角度来理解佛家的。这里不多讨论。我要说的是儒、道、佛三家都是讲“中”，都讲“和”。
其实，传统文化里面还有一家，那就是医家。医家不仅是一种医疗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哲学。中医是崇尚阴还是崇尚阳呢？其实中医是讲阴阳平和、阴阳不偏的。可以说中医是阴阳哲学的最佳体现。中医说一个人有病了，那是阴阳不和。怎么治病？就是调和阴阳。病治好了就是阴阳调和了！有人攻击中医就说一个阴阳太简单了！其实越简单的东西越接近事物的本质。中医是一种阴阳中和的文化！应该在我们中华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汉以后的中医还融合了儒道佛文化的精华，除了儒道佛共有的中和观念、儒道共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以外，中医从孔孟儒家那里还接受了伦理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医德规范。中医有一句话说“医乃仁术”，这个“仁”就是儒家的“仁”。那么道家呢？中医从老庄道家那里接受了养生思想，道家重人贵生、自然无为、虚静柔顺的养生思想及其方法对中医影响重大。当然反过来，中医对儒家、道家乃至佛家也有反影响，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是单方面的。历史上就有儒医、道医、佛医。如果再往前推，《周易》的阴阳哲学就是中医理论的渊源了。
中医和西医的区别说到底就是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可以用两张图来说明，中医采用的是太极图，而西医是矛盾图。共同点在于都有黑和白，然而结构不同、关系不同。中医对待疾病采取调和性治疗，西医采取对抗性治疗。在西医看来，一定要找到疾病的原因，然后将它杀灭。中医不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是中医肿瘤专家，他说中医不是以杀灭癌细胞为目的的。如果以杀灭癌细胞为目的，那么中医的疗效肯定赶不上西医的放疗、化疗。中医是改变产生癌细胞的身体环境，让癌细胞不发作。所以中医治癌症虽然没有杀灭癌细胞，但可以延长存活期，减轻疼痛，提高生活质量。德国前年有个报道，有一项研究是寻找癌症在放化疗之后反而扩散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是主要的癌细胞被杀灭以后，那些为辅的癌细胞原本是不发作的，这一下都跑出来了。可想而知，这种治疗并没有改变产生癌细胞的内环境。而中医的主要治疗思路就是改变内环境，提高自治愈、自修复的能力。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系统，不是西方二元对立的理论可以解释的。人是有可以自我治愈的能力的，中医就是采用中药、针灸等方法去激发这种自我治愈、自我调节能力。
再看中医是怎么对待健康的？中医认为一个人的健康标准就是，是不是和谐。要达到三个“和”：人与自然要和谐，这叫天人合一；人与人之间要和谐，这叫人我合一；人自己心身要和谐，这叫形神合一。达到这三个层面的“和”，才是健康的人。《黄帝内经》说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调理阴阳，“以平为期”，就体现了阴阳和谐的理念。
森林和树木：中西医文化的异同
有人说：“中医是治人，西医是治病。”也有人说：“中医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西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尖刻，但中医重视整体、重视宏观，西医重视具体、
重视微观，倒是事实。
有人说：“中医是治人，西医是治病。”也有人说：“中医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西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尖刻，但中医重视整体、重视宏观，西医重视具体、重视微观，倒是事实。
SARS，新世纪人类遭遇的第一场瘟疫灾难。当它突如其来的时候，中医和西医调动起自己所有的智慧勇敢地面对。西医采用微观、精确的方法寻找SARS的病原体，现在找出是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然后运用最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对这一病毒进行测序，接下来就要筛选、开发能杀灭这一病毒的药物；中医则用宏观的、辩证的方法，不管它是什么病毒病菌，都是一种邪气，“非典”属于温病范畴，根据症状、体质等信息，就可以辨别出不同的“症”。然后对“症”下药。西医采用对抗性治疗，需要找出敌人，然后制造出针对性的杀伤武器去杀灭敌人；中医用药物增强体内的正气，调整人体的自组织能力，让机体的正气——自组织能力营造出一个病毒不能生存的内环境。
西方人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看待问题，中国人用整体思辩的方法看待问题。中医把人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在中医看来，人体内部是一个整体，人体与外部环境也是一个整体。人体内部的各结构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各功能之间是互相协调、互相影响的。人和自然环境之间也是密切关联的，中医历来重视人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联系，重视季节、昼夜、地理环境等对人体的影响。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东方思想。这种整体思想贯串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治疗和养生等所有领域。
对待疾病，中医学是辨别“症”，西医学是辨别“病”。“症”是整体的、宏观的“森林”，“病”是具体的、微观的“树木”。过去，中医在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精密检验仪器的情况下，发明了一套独特的诊断、治疗疾病的方法——“辨症”。首先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收集病人反映出来的客观信息，然后根据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对脏腑、气血以及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进行综合、分析、归纳，以寻找病症的根源和病变的本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最后判断为某种性质的“症”。这一过程，中医称之为“辨症”。根据辨出的“症”，然后确定适当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方剂。
神医华佗曾给两个都患了头痛身热、症状完全相同的病人看病，在给他们开方时，一个用了泻下药，一个用了发汗药。有人大惑不解地问：“为什么同样症状却要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华佗说：“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内实症，一个是外实症，所以要用不同的治法。”到了第二天，两个人的病全都好了。在中医看来，不同的病症，可以是同一个“症”，也就可以采用同一治疗方法；相同的病症，可以是不同的“症”，也就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第一部辨症论治的临床医学经典。它系统创立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症论治原则，其中以六经辨症治疗伤寒，以脏腑辨症治疗杂病的，使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辨别病“症”是不是准确，直接关系到用药处方的效果。
悖论：中医是不是科学？
“科学”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疗效才是检验医学的标准。是不是“科学”有什么关系？有没有疗效才是最重要的。
那些主张要取消中医的人，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中医不科学”“中医是伪科学”。要回答中医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搞清楚什么是“科学”就一目了然了。
我曾多次说过，如果按照西方关于“科学”的严格定义，中医当然不是“科学”。因为严格意义的“科学”是十七世纪牛顿力学之后才有的。这种“科学”必须要符合三项要求，那就是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验证，必须具备客观性、精确性、可重复性、可验证性。试想二千年以前在中国诞生的中医学怎么是这种“科学”呢？所以我一直不赞成用“科学”这个词来评价中医。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体系，中医和“科学”是两个体系，为什么要用西医、要用“科学”来评价中医呢？
可是面对现代科学的强大话语霸权，中医的“现代科学化”似乎成了必由之路。一大批老中医在忧心忡忡：中医的现代科学化能否继续保持中医的传统？能否继续保持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我在上世纪末提出“中医现代化悖论”：中医能实现不改变自己非现代科学特色的现代科学化吗？简单地说就是中医学不是现代科学，能做到既保留这一特色又符合现代科学规范吗？中医学“现代化”，必然要以丢弃或改变自己的特色为前提；可是不“现代化”又难以融入现代科学的大潮。当代中医就这样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面对一场生与死的抉择。中医学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现代化—科学化—西医化—毁灭化”的危险境地。
这个“悖论”一经提出即引起各方的关注和争议。我要申明的是，我决不反对中医现代化，但反对在“现代化”的旗帜下搞“科学化”、“西医化”；我决不反对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但反对用“科学”来改造中医。我始终认为中医药的科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目的不是要改造中医，尤其是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情况下，不要妄下结论。
“科学”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疗效才是检验医学的标准。是不是“科学”有什么关系？有没有疗效才是最重要的。“国医大师”陆广莘多次呼吁：目前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争论中医是不是“科学”，而是要回归医学的目的。医学——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是以人类生命的健康为目的的，而医学的这一目的还远远没有实现，是需要长期努力、不断探求的。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在探求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可以用物理的、化学的方法，也可以用阴阳五行的方法，可以用“科学”的方法，也可以用“非科学”的方法。当然最理想的就是多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人文与科学的统一、微观和宏观的统一、分析还原与整体思辨的统一，形成一种融合中西医各种医学之所长的新的医学形态。
展望：中医的未来发展之路
中医的当务之急不是去设法求证自己是否“科学”，不是去用还原论方法寻找自己的物质基础，而是要集中精力、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一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
对于中医的发展，我的基本主张是：坚守主体，发扬优势，融会新知，开拓创新。
实际上，中医应当也只能按照中医的规律去发展。中医的主体不能丢，这个主体就是中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中医要发展，必须要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中医本身自有一套理论体系与发展规律，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不必要用另一套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中医的主体定位。中医学是基于人文和生命的医学。所谓基于人文，是说中医学不仅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人文品格，而且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中医用阴阳五行等人文模式构建了自己的医学体系。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人文品格这是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应该具备的，但阴阳五行的人文内涵却是中医所独有的。当代著名中医学家王永炎院士曾说过：“中医是基于生命的医学，西医是基于疾病的医学”。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中医关注人的整体生命，而不是具体的物质结构。中医将人看成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的整体，用整体动态思维看待生命的变化，人的健康就是整体生命的和谐，人的疾病就是整体生命的失衡；西医更关注疾病，用还原分析思维看待人的疾病变化，用物理和化学原理来解释病因、病理、病位。中医和西医各有优劣，各自解决了生命不同层面的问题。两者是“和而不同”的，如果抹煞了两者的不同，把中医简单地还原为物质结构，甚至把中医改造成以还原分析为基本方法的自然科学，中医也就不成其为中医了。
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医的当务之急不是去设法求证自己是否“科学”，不是去用还原论方法寻找自己的物质基础，而是要集中精力、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一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是要制定临床评价标准，对中医治疗的疗效进行统计、评估，找出中医的优势病种，哪些病中医疗效超过西医？然后去发扬这一优势。千万不要处处与西医争短长，更不能包打天下，自欺欺人。在此前提下，要吸收现代科学的成果和方法，不断开拓创新。
中医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医学的复兴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数千年的不竭动力，在中医中药的庇佑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生命得以繁衍，身体得以康健。中医药学体系融合了历代的人文、科学成就，较完整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其理论原理和方法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今天的中国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已经有足够的自信来面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自然，我们也应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中医现实存在的问题，直面中医今天所处的困境，以理性的态度来继承和发展中医。
中医学为人类提供另一种科学范式。中医学不是那种建立在结构论、还原论、公理论基础之上的科学，而是一种建立在生成论、整体论、模型论基础之上的科学。中医将治病与治人有机地结合起来，德术并重，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巧妙结合，在西方工具理性的科学之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科学范式；其迥异于西方科学的“气—阴阳—五行”思维及理论工具为科学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注脚。中医学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另一个不竭的源泉，丰富了人类科学的宝库。
中医是中国的原创医学，是当前最有可能带动我国科技创新并领先世界、引领全人类健康事业方向的医学。中医学在人类健康事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医药能够发展延续至今，正是把握住了人与外在环境密切相联的规律，从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因素出发，整体、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的联系，揭示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保护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提高生存质量。中医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尊重人、保护人，以德为先，治病的同时将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来看待，注重人文因素在发病过程中的影响。中医以不伤害人体为本，望、闻、问、切四诊，充分尊重人；针灸推拿等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药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发展中医药是解决卫生事业发展困境、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必然选择。
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应该是多元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与当代文化并行不悖，中医与西医应该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服务。
本期发：区委中心组成员，乡科级中心组组长，区直各单位
责任编辑：张俊杰 邹红娜 (共印120份）